刘子健:很多侨眷写信到国外去,哎呀你赶紧,你们赶紧寄钱回来啊,要抵押这些余粮交给农会,交给这些当时土改工作队,都要追这些,结果很多那个侨汇没寄回来,就抓啊斗啊就打。
解说:就在这一年的7月,叶剑英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的文章中,指出了广东土改运动中,存在着宁左勿右的错误倾向。而方方也在纪念文章中指出,要坚决反对与封建阶级妥协的思想,又要防止不讲斗争策略,不分主次轻重,甚至打了自己的混战状态。几乎同一时间,中南局的机关报《长江日报》连发两篇社论,不点名地批评叶剑英和方方。更有人此时提出,叶剑英和方方在认识广东的土改情况时,发生了“特殊论”的错误。而如果广东真的有什么特殊的话,那最大最重要的特点就有两个,一个是新区,第二个是干部的不纯很严重,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有人翻出方方曾经没有要那1000名区级的南下干部的旧账。说地委以上,基本上是我们的,县一级一部分是我们的,一部分不是我们的,县以下基本上不是我们的。
刘子健:因为广东这个那个知识分子多啊,很多都是大学生,中学生参加了革命队伍,参加了党组织。你像我们这个东江总队这些留学生啊,大学生很多,在一些原来的老区干部里边就认为,哎呀你们这个社会关系太复杂了,因为有海外关系,就认为是这个复杂了,一复杂你就严重不纯了。因为毛泽东曾经多次说过,广东的干部水平差落后,比不上北方的干部。他怎么说呢,他说广东的干部跟北方的老解放区的干部,相差隔了几个朝代。
解说:在这种情况下,方方做了自我批评,同时根据对干部队伍的分析,提出整编队伍,要以思想打通为主,组织整顿,纪律制裁为辅。但中南土委会负责人员,在华南分局会议上不断强调,地主阶级反动派,从1947年刘邓大军进军中原后,就有计划打入我们的各种基层组织,目前是敌我问题还没得到应有解决。所以要采取三反的做法,要狠狠地整,广东的土改,不可避免地结合了镇压反革命,清理军队的斗争,以及改造旧基层。作为广东省为数不多的,几位参加过中共7大的老党员,王维,此时也成为被整肃的对象。
王维:一个南下干部就在大会上说,这个你们南方这些什么游击队,都是土匪,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土匪啊。国民党的时候就骂我们是土匪,现在共产党来了也还说我们是土匪。后来汕头的副专员,她就老公死掉了,后来她就说了,她要走,她不在广东了,受不了这个气,就要求一个女同志,就要求调到西安去了。她走的时候,碰到我就问我,王维,你走不走啊,我不在广东了,我走了,你走不走,就这样问题我啊,我说我不走,我要看看省委怎么做结论,意思就是是不是土匪啊,我们是不是土匪啊
解说:看着曾经战友一个个被标记为“坏分子”、“异己分子”,或被开除出党,或撤销职务。方方对于这样处分干部的做法,“反对得特别厉害”,被批评为“怕此关冲破,无法阻止,因此特别固执”。
王维:明明方方就是保护好人,汕头地委书记曾广,陶铸就反复要杀掉他,是我们党的地委书记要枪毙。方方就再三不同意,一次不同意,两次不同意,三次不同意,好在方方那么坚定,这样救了曾广一条命,不然曾广最后要杀掉了。
解说:1951年12月,中央调陶铸到广东认华南分局第四书记,解体方方负责土改运动,同月毛泽动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方方、陶铸等。
刘子健:在这个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打方方两个棍子,说方方你土改右倾,干部问题你搞地方主义,你回去检讨,等放你回去让广东的人那个围攻你三天,围攻他三天。结果一回到广东就不是三天的问题了,等回到广州以后呢,华南分局马上召开扩大会议,批斗方方,那个批评方方,开了十几天大会啊,要方方检讨,方方检查一次又检查一次都通不过。
解说:自方方被冠名以头号“地方主义”,接受铺天盖地的批判以来,“官僚主义”、“分散主义”错误,也扣在方方头上。1953年5月,华南分局的《报告》向中央、中南局建议,将方方调离广东。毛泽东阅后,把办公厅原拟好的批复,改为《关于方方同志的错误的批示》,撤销方方在广东的一切职务,并通报全国各地。在此期间,先后因为土改整队,受处分的干部达7000多人。而在1957年,反右和反“地方主义”时,错误分的厅局级、副省级以上干部近90人。1955年,方方被调入中侨委,但是在他后半生中,他始终没有摆脱“地方主义”的阴影。1971年9月,方方含冤去世。临终前他挣扎着说,我不愿死,我不能死,我还可以为党工作二十年。
曾子墨:方方随后就因所谓的“地方主义”、土改右倾”“官僚主义”等问题,被一贬再贬。他不断向组织写检查,还说自己在香港由于脱离群众,滋生了“右倾的根子”,犯了错误,但是方方仍旧不断遭受批判,直到文革命含冤至死。而他所谓的“地方主义”问题,也一直拖延到1994年,才获得平反。1997年7月1日,方方无法亲眼目睹,香港回归祖国,但是在不再偏执的新时期,方方曾为这一天的到来,默默做出的卓著功勋,应将久远长存,受人敬仰。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