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文革”时期诸多怪相中，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8月初，广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劳改犯”的热潮，至今给那一代人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对这股潮流，当事人和受害人至今还都噤若寒蝉……
“劳改犯打死活该”，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
2011 年，北京一家杂志刊登一篇小文，第一次透露了“文革”时期广州打“劳改犯”这件事，文章写道：“进入1967年夏季，广州街头忽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粤北‘劳改犯’大暴动，将会很快前来洗劫广州城。”传开之后，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原因是，1967年，武斗风炽烈，神州大地炮火连天，枪声大作，无数热血青年倒在街头，广州的红卫兵小报说，“……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所以一听到粤北劳改犯要洗劫广州的消息，一向低调的广州人，心情绷到十二万分紧张。这时广州公检法机关也一片大乱，仅是8月6日，机关受到41次冲击，8月8日，郊区茶头一个农场的“劳改犯”五百多人走掉四百多，最权威的是《广州地方志》记载，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个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之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
清末时，广州市区的街巷是有栅栏的，点一盏火水灯，打更人彻夜唱更，老百姓都安乐在自家歇息。如今大敌当前，想起清末防贼的阵仗，也应该动手建造街巷栅栏。有人记述，有些街道联防开始为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还有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造成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逃走，还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作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起或痛打。自听到劳改犯要来的消息，各街道之间都纷纷设上栅栏，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中取用。就像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入黑时分，栅栏就会加锁，禁止出入。一个居民回忆，“一德路商铺林立，由于害怕被洗劫，在顶层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连通联防，成了当时广州的怪异一景。我家当时住在珠光东路，东边的德政路入口处和西边文德路的入口处也都筑起栅栏，白天自由通行，黄昏便关起闸门，由居委会组织一些认为出身贫苦、政治可靠的人值班防守，对出入的人进行盘问。夜间还派有游动哨，在街巷里巡视，一有动静，便敲响脸盆或铝锅互相呼应。有好几个晚上，听到从远处传来紧张的呼喊声：‘大沙头码头有劳动犯上岸啦！’敲打锅盆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荡着广州的夜空，平添几分凄凉和恐怖。”此时，“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等论调大行其道。形成一个“劳改犯就该人人喊打”的氛围。但不是劳改犯呢，照打！谁也没想到，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之中。
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就是广州居民
有心人从1995年开始调查，发现大量线索，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杀害的人，文章这样记述死者家属的控诉――
我哥哥汤永耀，“文革”前是广州七中的毕业生（1962年），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那年代想得多，精神就渐渐不正常了。那天（可能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饭后，我哥―――外貌和普通人没有明显区别，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谁也没料到，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正常人口齿伶俐都难分辩，何况我哥又有病，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亲回来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一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啊！我母亲大哭。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很久以后，我已经下乡插队了，好像派出所有来人给过一百几十块钱。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打死一个人是不用负责的，死人之多难以计数。北京杀害第一个50多岁的老师卞仲耘后，附近的大兴县对所谓“牛鬼蛇神”是”横扫”的。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广州培英中学高中老师余柏茂，回忆起另一个事实，“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从惠福路家里出来，走海珠中路到西门口，乘19路公共汽车返白鹤洞学校。这一天是发工资日子，同行的还有我校高三一位同学。上车之前，发现这段路有一个吊尸，上车后，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过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到白鹤洞，仅是从车上一侧（人多挡住，看不见另一侧），就数出十件尸体。我当时真是一件件数的，因为我想推算一下全广州可能打死多少人。”
原来只知道该事件的主要现场都在市中心，但中山七、八路这些原属市区边缘的冷僻地段，以及过珠江大桥以后的远郊，竟然都有不少尸体，着实令人吃惊。《广州年鉴》“数十人死亡”之结论看来太草率了。余老师家住市中心的惠福西路甜水巷。记得那年八月一、二日就已经开始值班，建栅搞居民联防，后来才知道，他回校后一个晚上，甜水巷本身也有一个被打死的“劳改犯”。
到底有没有劳改犯逃脱这回事，谁也没有得到结论。但是，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是平民百姓，而且就是广州居民。当年市人委的一个普通干部，在讲述12日白天发生的事之前，又讲了夜间的见闻：“……我们市人委宿舍当时也组织起来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两点到四点的班，听说附近打死了人，住四楼的下台干部，原来管公安的副市长孙乐宜，过来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劳动布裤子，光上身。孙把尸体翻过来，看见这人双手是被铐上的，他很有经验，只说了一句：‘手铐都生锈了。’他不敢明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 这人不可能是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后来四点钟我交班以后，听说又打死一个，是戴脚镣的。整晚一共打死三个。”
在变态的思维中，有的人甚至认为杀人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动辄要人家的性命。“打劳改犯期间，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务要过河南找一个人。经过中央公园旁边，吉祥路和连新路交接处，见一堆人中间围住一个相貌怪怪的畸形人―――怎么怪法？这么多年，也记不清了，也许是大脑壳、罗圈腿之类发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顺眼，给人感觉不像‘好人’。听周围的人说，此人昨晚手抓一支发动汽车用的铁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来晃去，旁若无人，结果被居民当坏人扭送到街道居委来了。居委讯问之后，通过电话找到他一个姐姐，她虽然承认有这弟弟，但同时也表示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不愿领人。唉，那时的人真是很绝情！居委的人还好，留他在居委会过了一夜。下午回来又经过这里，畸形人已经被人吊死在连新路口的大榕树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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