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专供中的特供:为毛泽东供反季节水果的农场

　　中央机关干部每年须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赶上农忙时候，香山农场单凭40余名在编人员，很难完成任务。警卫局就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这种做法非常管用，没有影响机关正常工作，也解决了生产中劳动力的紧急需要，还能拉近同单位不同部门，特别是机关干部与农场工人之间的距离。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大家的感情更好了。

　　一次，颐年堂会议上谈到干部问题时，刘少奇、陈云指出：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年纪轻的，几乎都是“三门出身”(即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走的是一条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变成了公职人员而且是终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经不起风吹雨打，容易摔跟斗。警卫局组织干部轮流到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倒是个好办法，要坚持下去，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在延安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成绩很大。全国胜利后，当官的多了，官气也来了，这就搓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克服官气，才能平息群众的怨气!现在应当从中央机关做起，凡是“三门干部”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下去，在劳动生产第一线补上这一课，”

　　时隔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专门开了厅务会，研究布置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及为了便于考核、检查，特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劳动生产办公室名义，印刷了《劳动记工本》，人手一册。内有姓名、日期、劳动项目、劳动时间、记时人签名等详细栏目。当时原则规定，每人每年必须要有20天时间，到农场参加劳动生产。

　　我印象最深的收集各种动物粪便，运至露天粪场，然后掺土封堆、自然发酵、高温杀菌，再经掺拌晾晒，最后成为优质家肥，“只有自己亲历又脏又臭的积肥实践之后，才会真正懂得“没有大粪臭，哪有禾苗壮”的道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坐办公室的优越感没有了，相反，则是对劳动的尊重与热爱。”

　　为毛泽东特供反季节蔬菜瓜果

　　当临时需要的劳动力问题解决后，香山农场的规模便日渐扩大了。向南，与居山农场果园相连;向东、水稻田几乎发展到玉泉山疗养区的大门口。生猪也养多了，还盖了一些搞试验田用的半地下菜房。至1956年后，国内安全形式已大为好转，北京市在商品收购、供应、藏储、管理等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有一批精干的专业队伍“供应归口”香山农场的转向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除稻田和人员外，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为了不影响生产和供应，警卫局事先还专门从部队挑选20余名战士，转业到农场熟悉情况，协助相关部门进行交接。尔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之后，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同志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叫它“玉泉山农场”。新农场除了种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种栽“甜心白薯”一年下来也能获得三至五千斤。其中一部分窖藏起来，这白薯是周恩来总理最爱吃的杂粮之一。

　　玉泉山管理处的同志，利用绿化改造机会，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树，算是农场副业。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为是自己种的，尽管普通，但味道不错，大家总是争相购买。

　　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领导根据玉泉山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主席等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

　　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毛主席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毛主席火了，驳斥道：“现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毛主席自然很不高兴。

　　此事提醒我们：人老了，有时候说话任性，是很难免的。但对领袖人物，工作人员不敢多嘴或顶撞，只能想尽法子，尽量满足要求。玉泉山农场的同志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

　　有的则戏称为：“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作者简介：张宝昌，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历任服务科招待员、办事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