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25日，广州《南方都市报》发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报道。很快，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做出批示。5月12日，散布于6个省的全部18名涉案者被抓获归案。5月20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6月5日，18名被告在广州市的三个法庭同时受审。
这时，《中国新闻周刊》派出记者唐建光，前往广州采访。
当时已有媒体报道主要集中于两点：孙志刚如何被收容;收容的结果――孙志刚死亡。但对于收容所内孙志刚到底遭遇了什么，尚无揭露。这也使得能否进入庭审现场旁听意义重大，因为在庭审中，公检法将全面披露他们调查取证的核心事实。
十年后，唐建光仍记得庭审当天的紧张气氛，旁听者都经过事前审查，进入法庭前，要通过两次安检、五次验证。《中国新闻周刊》想尽各种办法，使得记者唐建光获得了顺利进入庭审现场的机会。
唐建光还拿到了一份公检法内部汇报材料，材料披露了当时救治站内的管理混乱以及发生的令人吃惊的死亡现象：在2002年10月、11月、12月和 2013年1月的头20天里，这个救治站均有相当数量的“病人”（对被收容人员的称唿）死亡，死亡人数分别为16、15、15和12。但材料并没有说明死亡原因。
唐建光还记得，当时几名被告都在法庭上说：“我们也是受害者，是错误收容制度的受害者。”这样的细节，成为后来报道中的题眼。
内部数据和庭审材料证明，孙志刚被收容纯属偶然，然而他的死，却并非偶然，他唯一比其他人幸运的，是在众多亲友和媒体的努力下，他的死亡真相公之于众。
6月16日，《孙志刚死亡真相》的封面报道面世，全方位地展现了孙志刚进入收容所后的遭遇，成为当时关于此案最全面和独家的报道。
“孙志刚事件”被披露后，先后有8名学者上书人大，要求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然而，未及违宪审查进入程序，当年6月20日，国务院第 381号令即宣布，从2003年8月1日起开始施行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国务院于1982年5月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新办法以自愿救助为基本原则，取消强制手段。
孙志刚，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终止了一部屡被诟病的法规，也开启了公民与媒体对社会重大事件参与意见的时代。
筹办志刚基金会
蛇年初一，孙氏酒家歇业一天，初二就开门迎客了，孙禄松希望忙碌起来。他说，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让自己累一点，好忘记志刚的死带来的伤痛”。
他也想多赚些钱，因为还有些事没做完。第一，他想创立一个志刚基金会，帮助乞讨流浪人员;第二，他一直在筹划给志刚建造一座纪念亭，名为“志刚阁”，把儿子的遗物都摆进阁中，也让来看望志刚的朋友有个喝水休息之所;第三，给志刚塑个像，两米高左右。
为了操办基金会，孙禄松打电话给律师吴革，帮忙出出主意。后者是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也是一名关注社会热点事件的公益律师。
十年后，吴革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2003年初，他从报纸上得知孙志刚案，立刻注意到此案非同寻常的意义，当即联系了该案的原告辩护律师之一钟云洁。公益律师钟云洁也与吴革频繁通电话，讨论诉讼的走向等法律技术问题。
一审宣判后第二天，吴革即邀请钟云洁到北京，参加了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发起的“孙志刚案一审后的法律困境”的专题研讨会，发起者还有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天则经济研究所，与会者都是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界的资深学者、律师，经济学以及行政学专家。
8天后，从国务院传来消息，收容遣送办法寿终正寝。“通过典型案件援助，促进司法进步。”吴革说。
吴革听到孙禄松的成立基金会的想法，认为这样能更好地突显此案的符号意义。他向孙禄松建议，先从家乡湖北做起。吴革答应帮忙有关申请文件，他还邀请孙禄松在今年三四月到北京具体商量细节。
孙志刚那幅曾出现在各大媒体的自画像，如今静静地挂在孙氏酒家的墙上，他觉得，这样，儿子依旧和他们在一起。
然而每到春节，仍不免感到悲凉。“十年了，志刚没有回来过年了，看电视里，人家在外打工的子女，都回家过年……”
孙禄松仍记得当年孙志刚临走前说的修路的事儿。儿子死后，孙家拿到了在当年看来数额不少的国家赔偿金。孙禄松用这笔钱帮着村里修了路，还给45户乡邻安装了闭路电视，完成儿子遗愿。
如今，儿子去世已整整十年，孙禄松打算在今年去一趟广州，重走一遍儿子当年停留的地方。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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