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起，邓小平即开始做退休的准备工作。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年，华国锋辞职时，党内外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党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邓小平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7月2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便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到设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想出两个办法：一是劝说一部老同志退出合适岗位，二是设立中顾委。邓小平有意识地采用这种史无前例的办法，目的是为了平稳过渡。顾问不任现职，这样就可以把位子让给能干四化的年轻人。
顾问又是一种职务，而且它的级别不低于同级党委成员，让老同志把自己的椅子移到这种地方，工作比较好做。然而，顾问的头衔不单是起安慰作用，还有“传、帮、带”的责任。邓小平的这一层谋略用意很深。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班子不仅存在老化问题，还存在断层问题。“文革”影响了一代人，在这种情况下，老同志一下子将工作丢开不管也不行，必须在离开前选好接班人，并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上加以扶植。接班人在一线顶事，老同志则利用他们的经验在二线上做参谋，必要时指导指导，发现选的人不适当就换人。到时年轻人成熟了，老同志放心了，顾问制自动取消，终身制到此为止，过渡到常规退休制，新老交替顺利完成。
但当时有部分老干部对此不甚理解，认为老干部刚恢复工作又要离休，屁股还没有坐热，中央对老干部不公正。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三四十岁的人是“文革”经历者，他们没学到什么东西，提拔干部没他们的份儿。看来，邓小平还得做一些劝说工作。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定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老干部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转述了聂荣臻的一句话：聂荣臻提出，步子要稳妥。我赞成。他有一个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他还说，干部年轻化，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这些人交不了账。如果再拖5年，怎么办?
9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新党章的第三章第22条里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出任过渡形式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意在为退休做铺垫。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成立的，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老同志退出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可以设想，我们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对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对邓小平“全退”的要求，中央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特别是老同志。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3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9月4日，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几辆小轿车驶过喧闹的大街，前后有序地驶进景山后街一个僻静的胡同，在两扇铁门前停了下来。须臾间，铁门悄然无声地被打开，等几辆小车轻轻地开进去后，大门又轻轻地关上了。院子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几棵石榴、核桃、柿子、海棠树和葡萄架上已经长出了果实。三棵雪松已经长得遮天蔽日。几棵白皮松英姿华美，伸向蓝天。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两棵油松，长得淳朴、苍健。这就是邓小平的住处。
江泽民等几位中央领导从车里走下来，在工作人员的迎候下，走进了宽敞明亮、陈设简朴的屋子里。邓小平和他们一一握手后，面对大家开门见山地说：“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由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从心里讲还是希望邓小平不要退，所以想开口解释。
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他理解在座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心情。此时，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平息不久，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还没有3个月，大家还希望他来掌舵。于是，邓小平耐心地解释：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交待时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开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邓小平的这段话强调了顾问委员会只是为建立退休制度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下次党代会不需再设立了，要纳入正常的退休制度。
邓小平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座谈时，真诚地提出，“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邓小平认为，实行退休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坚定地表示：退休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吧。
未等前一支香烟的雾团散去，邓小平又点燃第二支烟，他伸出两个指头说：“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反复考虑，并且也同杨尚昆谈过，就是越简单越好。邓小平认为，简化比较有利，特别是从自己简化更为有利。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实在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好处。邓小平说：“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他一一地看着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诚恳地嘱咐：“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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