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
据张颖回忆，她当时曾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面呈周恩来。张颖说：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周恩来则问：“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
张颖回忆：“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凝重，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在十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此后，周恩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处理维特克夫人与江青的谈话记录的问题。他把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并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份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夫人，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而维特克夫人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事先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逐一核实，要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况且在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对此，周恩来又表示出了与此前相同的沉默。
张颖回忆说：为此，周恩来与江青通电话，周恩来说：“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庞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于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江青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
总之，维特克夫人离开中国时，她没有能得到江青曾许诺过的那份讲话记录。她只是带着江青赠给她的“江上有奇峰”的诗句，以及几大箱礼品――包括清版的《二十四史》，满载而归了。
到 1972年岁末，周恩来再次召集参与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开会。他在会上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人档案。”第二天，张颖等将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记录，交给了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则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并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收藏。
此后，在追查“政治谣言”的风波中，江青把这一记录稿在钓鱼台进行了销毁。好在当时广州方面还保留有一份，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遂得以保存下来。
由此可见，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他不可能会借此去“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熟知周恩来的人都不可能会相信这种猜测。
当然，后来的“《红都女皇》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江青自我膨胀、飞扬跋扈的结果，正如周恩来在197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江青等诬蔑是要“迫不及待”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对她的批评：不是周恩来“迫不及待”，而是你江青“迫不及待”。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青的野心，于是人们借此抨击、搞臭江青，也就可以理解了。
毛泽东对江青有过“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样的批示吗
《红都女皇》出版后，据说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就报告给了中央，中央有关领导在审读后认为此书的内容与江青1972年8月同维特克夫人的谈话内容一致，于是断定此书即维特克夫人著作的中文版，随即呈报给毛泽东（一说是经由邓小平，一说是经由汪东兴）。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件事，在1975年流传甚广，当然，更是大快人心。
又据范硕著《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记载：《红都女皇》出版后，中央命令我外交人员不惜重金，买下版权，并将书火速送回国内，上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大怒，遂写下那条批示。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照此处理江青，是周恩来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在气头上，其实并不是真心要处理江青，于是对毛泽东的批示予以“暂缓执行”，最后不了了之。
这件事的真伪，在没有相关的档案可以证明的前提下，至今难以有定论，而许多严肃的史学家对此也都存有疑问。许多“文革”史书都没有记载1975年的“《红都女皇》事件”。《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的最后一册即第13册则根本没有收录这一“批示”；由权威方面编撰的《毛泽东年谱》至今还没有出版1949年至1976年的部分，遂也无从核实；而在《周恩来年谱》中，则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因此，有人以为当年毛泽东对《红都女皇》的批评，其实并不存在，认为那不过是善良的人们编造出来的美丽的谎言而已。
其实，毛泽东和江青这一对夫妻，也未必如许多文章所说的到了后来几乎形如陌路。据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一文中所述，虽然毛泽东和江青从1966年9月始就分开居住（毛住中南海游泳池，江住钓鱼台），但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后来毛泽东虽然对江青越来越不满，“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不可能同江青决裂”。或者说，毛泽东日益增长的对江青的反感，也仅仅是表现在尽可能不见或少见她而已。
张玉凤回忆：毛泽东与江青相见的时间，1970年、1971年这两年还很多；1972年开始减少，即在毛泽东因江青而多次发过脾气之后，规定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到了1973年，江青只得“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
《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收录了一些1973年、1974年毛泽东晚年写给江青的信，将之与那一相传的“批示”对照，应该可以显示出所谓的“批示”是可疑的，或者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1973 年11月25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之后不久，毛泽东在一封署名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上作了批示。来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以及吹捧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等是不恰当的，并且批评江青民主作风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以及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对此，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197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2月6日来信的信封上作了一个批示。当时江青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以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给毛泽东，请求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道：“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从话中可知，当时毛泽东不愿见江青。
3月20日，毛泽东写给江青一封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3月27日，毛泽东又给江青一封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当时，经毛泽东提议，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将率中国代表团去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对此，江青提出了反对意见，甚至大闹政治局。毛泽东嘱咐江青不要反对他的提议，抑制了她的过分举动。
4月1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两封回信。信中分别说：
“江青：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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