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有来者
后来者，正在他们的鼓舞下出现。
上海社会主义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党总支书记徐剑锋，就是跃跃欲试者之一。
搞政治学研究出身的徐剑锋，十年前就从学术界的讨论中开始关注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这些年，他就这个问题，在报刊上发表过“比较尖锐”的文章。
“我也在考虑，2013年适当的时候，在微博上公布自己的家庭财产。”这位副处级官员说，正在大学学习法律专业的女儿，也对自己很支持。
“现在的年轻人，接触的信息多，对世界潮流看得很清楚，他们知道什么是文明和落后。”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说，女儿告诉他，不仅你应该公布，所有官员都应该如此。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赵耀彤则对这些勇敢者“满心尊重和羡慕”。他早就想公开家庭财产，尤其是“被人给气着”的时候。
让他气的事情，通常是“看到一些职务比我还低的人，过的那是什么日子”，以及“被人说，你一个法院副院长，肯定如何如何”。
赵耀彤的职位，级别不高，权力可不小。
“每天都有寻租的机会，不用寻，都是送上门的。”赵耀彤说，先前这些公开家庭财产的官员，大多生活在“清水衙门”里，可自己不一样，如果勇敢公布出来，又有更深层次的价值。
他说这是“大丈夫做事”，倒不在乎自个儿的仕途得失，但妻子的情况却让他无比纠结。
赵耀彤的妻子在一个众所周知的肥缺机关，福利优厚。
“作为家属，我算是沾了媳妇单位的便宜，却因为自个公布家庭财产的主张，把人家单位放在火上烤，那我算什么人呢？”赵耀彤觉得没法过道义这一关，知道他想法的友人也因此劝他打消念头，而妻子已经放话出来，“你公开，就离婚”。
“也许有一天，我会豪气冲天地上微博捅出来。”赵耀彤并没有放弃。
像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议论，越来越多地出现官员们的饭局上。2013年1月25日，广州一家偏僻餐厅的包房里，七位多年好友正对此热烈讨论。他们大多都不到40岁，其中有两位处长，三位副处，一位科级，另外的一位则在2011年离开政府下海经商。
“我们过得太累了，连兄弟吃饭都躲在这里。谁不想阳光生活？”其中一位副处长说。他们全都愿意公开财产，但有趣的是，谁也不愿意像那些公开晒家产的人一样主动站出来“都怕枪打出头鸟，但我们都在等那声号令枪”。
不只是在饭桌上，在各地陆续举行的“两会”会场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官员不再回避这个问题。
珠海万山镇副镇长王胜就是其中之一。在比广州“两会”稍迟的珠海“两会”现场，他向现场记者公布了自己“两套房、一部车”。
当时，现场记者提出这个问题，同在一个会场的多位官员都以“还没出台政策”等理由拒绝回答，而王胜选择了实话实说。
这个水产养殖专业毕业、42岁的书生样干部，长期来专心于钻研自己分管的“渔业”领域，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这个议题并未关心。
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作答具有“宏大意义”，只是被问起来，就实话实说，无需隐瞒，也不怕查证。在接受采访时，他也不惮于主动提及过去被纪委约谈的经历在一次处理渔业纠纷时，一方怀疑他收了好处而举报，纪委查了自己半个月，没有发现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王胜幸运地得到了自己领导的宽慰“不要有思想负担”，而妻子也没在意，只是提醒他“注意保护自己”。
王胜遇到的场景，也出现在安徽省“两会”上，尽管很多官员也是在强调要“等组织统一行动”，但铜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晶、滁州市琅琊区委书记高怀忠、滁州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刘茂松、全椒县委书记盛必龙、怀宁县教育局副局长陈新等人，都大方地对记者详细道出收入和家产情况。
毫无疑问，这样的星星之火，将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体制内自觉推动政策的行为，”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官员主动公开了财产，我们离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出台就不远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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