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继续推进改革的广东角色

　　广东是我们理解中国的一个样本。今天我想讲三个问题，最终导出一个结论。第一是知识进程中的广东，所谓知识进程，就是在整个世界学界、国际学界和中国学界当中，对于广东的认知，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广东是怎样的情况。第二是在历史进程中的广东，从大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广东的角色。第三是政治进程中的广东，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广东的角色，广东的过去和广东的现在。这三点的推进实际上是因果链的理解，在因果链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导出结论，看未来中国继续推进改革中的广东角色。

　　知识进程中的广东

　　对于广东或者说广东在中国改革中的角色、作用、作出的独特贡献，学界已有很多的讨论和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写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这本书在今年再版，在读书界引起了些轰动，这本书主要是考察了在整个中国当代政治史的背景下，广东发展所带来的独特影响和作用。

　　除了这本书之外，还有前年一场比较重大的争论，这就是围绕着中国模式，在这种争论当中，其实学界人士也作出了全面的梳理和讨论，其中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去年发表的《市场经济与广东的改革开放》，在这篇文章中他梳理了广东目前所进行的改革，在他看来有三大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他认为这三大改革构成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仍然以行政体制改革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表现在两个脉络上，一是进一步对市场经济松绑，通过腾笼换鸟、产业升级，但是更重要是带来更加优良的市场秩序。另外一个方面，行政体制改革为社会松绑，实际上是建设大社会的概念。

　　中山大学的肖滨教授也发表了一篇《演变中的广东模式》文章。在他看来，广东模式有三大特征，一个是刚性与弹性集于一体的特征，就是说在这样的大的单一制国家，政治体制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同质化发展的情形下，广东仍然发展出独特的带有自身弹性、柔性的做法，这些柔性的做法主要表现在权力关系的调整，表现在政府角色的转型，表现在民主法治的治理上，作出了一系列独特的东西。第二个特征，是双重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双重主导一方面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外部因素主导下的外向型经济，这是跟广东多年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三个特征，广东模式是多数发展的社会体制，其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恰好是这种不平衡带来了矛盾、冲突，又导致了进一步改革空间的出现，也就预示着下一步改革的特点。最后就是社会组织的发展，广东在社会组织发育、社会组织成长、市民理性发展和参与的热情上，远远地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既是历史形成的，又是现实条件下所塑造的情形。

　　从傅高义到郑永年，再到肖滨，实际上已经在知识的建构上、在积累上，为我们解释了广东模式，它的独特性，它在全国改革布局中的前沿性，都做了很好的铺垫。

　　历史进程中的广东

　　广东之所以呈现出今天这样的风貌，我觉得是和我们近代以来大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中国虽处于世界大的变局当中，但相当长的时间是游离于这个进程之外。随着百多年前出现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在这样背景面前，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命运其实在于跟世界的交流、跟世界的融入。近百年以来中国这样的历史，有的是表现出非常惨烈的一面，是通过殖民的进入，然后对于殖民的抵制，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表现出非常的理性和走向大历史的一面，这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和世界社会融为一体了。在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唯一幸存下来，而这种幸存实际上是与中华民族整体来说，善于学习和对于外部事物乐于接受是联系在一起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向北美派出的留学生有30多万人，各种方式出国几百万人，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人现在每年的出国交流人数达到4000万人次，这样的一种规模在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很难理解的，更不用说在广东了，抬腿就到了香港，香港作为长期以来游离于大陆之外的独特，构成了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样本。我们使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字的大中华圈里，有独特的香港和澳门，还有更独特的台湾，甚至还可以发现独特的新加坡。在这个意义来说，确实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大的特点。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能够维持自身的生存，不仅我们有强大的生育能力，更主要是我们有强大的吸取外来文明的能力，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样的历史进程当中，在这样的宏观历史视角下，广东又恰好承担了最独特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来理解广东，甚至理解未来的广东，尽管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广东独特的地缘优势已经丧失了很多，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它也已经就此积累了本地的改革资源。而这种改革资源，在外部条件多少有一点降低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为我们带来独特的优势，中国的改革也能够在广东这一块土地上得到更多的教义和收获。这是我们讲的大的历史进程中所看到的广东角色。

　　政治进程当中的广东

　　从政治进程当中来看广东，我觉得有三个关系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是客居与本土，客居就是外来人在本地，本土是指的本地人。第二个关系为内聚与外向，所谓内聚就是向心、向着中央政权的这样一种聚敛型的发展，但是又和本身对于外部的外向型发展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第三个关系为疏离与参与，主要是在对待政治方面的表现。这是矛盾的现象，但是在广东又比较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广东的发展就是在有时候是和谐的、有时候是冲突的中发展起来。

　　客居与本土，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现象。广东这30年改革的历史上，省委书记只有两位是广东本地人，其他都全部是外来的。为什么是非广东籍人士在广东主政，但又实现了广东的独特发展，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带有悖论式的理解，所以我称之为客居与本土的关系问题。它构成了一个相对的矛盾现象，或者说政治学上的悖论。但是另外一个方面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所有客居者———外来的政治高官，他们到广东这一块土地之后，反倒是更加谨慎了，在他们任职时就开始认识到了在这个地方做官，要知道这个地方的内情，要考虑到百年的历史、60年的历史、30年的历史，要知道在广东这一块土地上，已经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最主流走向的历史发展趋势。这样一来反而在广东这一块土地的改革进程、发展进程带来了一个奇特的效应，就是说这些主政官在广东反而更加考虑到广东的地域特色来进行管理。

　　其次，在改革发起时，中央的推进策略最初就是经济特区，从边缘向内地、从边际化的情况向核心区域的发展，这样从损害控制的角度来说是最容易的，对于双方来说他们都能够接受。广东恰好处于这样的既边缘但又核心的地方，而广东的干部、广东的民众也都有自己特区的意识，特区的意识就是指特事特办，就是指在我们既往的改革进程中没有出现的新生事物，在这里可以接受、尝试和发展的，从一开始就不能给出定论的。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广东处于更多放权的地位，中央对于广东也更愿意放权。无论是大部制的改革、民主预算的改革、人事制度的改革，现在行政审批的改革，一直到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广东的官员、广东的高官也愿意接受中央的任务去进行尝试，而广东在这样的尝试当中得到了无形、有形的巨大好处，也正是因为这样，广东才走在改革的前列。

　　最后就是所谓的疏离与参与。广东民众当中、官场当中，对于政治进程表现出的是冷漠感、疏离感，他们不是狂热的参与者，考公务员、考外地大学，广东人都是平淡、淡定的心态。但是另外我们也可以发现相对应和相矛盾的现象，这一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广东民众的参与又是具有高度热情的，无论是环保还是乌坎事件，都会发现民众的参与热情，人们对于自身命运的抗争，远不是其他省份所能看到的。以至于大家谈到广东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在广东这个地方，民众的参与热情之高，价值取向之多元化，对于公共事务，甚至抽象公共事务的热情远非其他地方可以比较的。广东这个地方对政治的疏离和对政治的参与，其实又是非常矛盾的，但是又是非常和谐地处于一起。而这样的参与，是符合现代政治社会发展，符合改革进程的发展。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在一个现代民主的社会当中，大家对政治的冷漠感是必要的。所有人都在讨论政治的时候，最高峰就是“文化大革命”时，其实那时是政治上最糟糕时，生活语言、社会生活全部都政治化了。正常的现代民主社会，对于这样的政治过程应该表示出特定的疏离。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对于公共事务要有积极的参与。在这一点上，尽管从这样的疏离和参与是矛盾现象，但是恰好在广东它又表现出符合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对于广东这样一些外界表面看起来是矛盾的关系，但在矛盾关系中恰好又开辟了广东作为现代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基本特征，也开辟了、开通了广东作为改革布局当中最重要先行者的角色作用。

　　十八大之后的广东角色

　　十八大过去2个多月了，从发展到的情形来看，表现出三个特性，我把它概括为象征性、实质性和试验性。所谓象征性，我们都知道，邓小平南巡开启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不可逆转的伟大进程，使中国真正走向了富强之路。十八大后，习近平离京考察的第一站就是广东，表现了对父辈、前辈的敬意，非常有象征性，而且也表现出对既有30年改革的尊重和肯定，其实也讲到了他对于改革继续推进的决心。广东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改革的前进方向。

　　实质性。习近平总书记这次在广东的举止和行动，都具有象征性的含义，这种象征性的含义，也说明在中国政治当中反腐倡廉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首先就是要反腐倡廉。在十八大之后，迄今为止公开的习近平讲话就有十次之多，可以看到腐败是他讲得最重的，而且也是突破了以往的那些已有的频段，比如说要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我们可以发现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这种理念就是要改变过去反腐是人治式的、选择性的反腐局面。目前广东在这个意义上又成为了热点所在，有了政协副秘书长要公开财产，南沙已经作出决定要做试点了，这些举措，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显然走在了前面。

　　另外就是试验性。广东其实从去年开始，这种试验的布局就已经全面铺开了，它实际上是以行政体制的改革为关联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一翼，以社会体制改革为另一翼，共同推进的社会改革。

　　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未来的改革，广东又义不容辞，又责无旁贷，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充当了改革的排头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三个定位，广东要做改革的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这种特殊的角色期待显得更加的重要。（作者：张小劲，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中国比较政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著有《比较政治学导论》(合著)、《走向21世纪的中国与欧洲》(合著)、《春潮涌起：1984年的中国》(合著)、《大国复兴之路》(合编)和《理解中国政治》(合编)等。记者张天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