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北京

　　175年前，一位叫狄更斯的英国小说家写了一部《雾都孤儿》的小说。该小说以雾都伦敦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孤儿悲惨的身世及遭遇。可能很多人对小说没有印象，但伦敦却以“雾都”之名留存于世，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被彻底摘帽。

　　如今，这个名号由北京继承。最近几天，在中国的大江南北，雾气腾腾，雾锁中国。其中，北京尤为严重。AQI指数超过最高500，达到600，整个北京城看上去就像机场里的吸烟区，以致北京市气象台13日10时35分发布了首个气象史上的霾橙色预警。

　　可以说，如同2012年7月那场60年一遇的豪雨将帝都淹没一般，这场持续多天的据称是北京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雾霾，令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成了不少人眼中的表面光鲜。

　　那么，谁制造了这场波及大半个中国的雾霾?

　　根据一些专家的说法，固然可以把原因归咎于空气不流通、不流动，使得污染物容易积累，水汽在空气中含量高。尤其对北京来说，由于三面环山，地形不利，造成污染物不易扩散，雾霾严重。但是，气象原因的背后实为人祸。诚然，空气的不流动会加剧污染物的沉积，可假如没有浩荡的车流、高耸的烟囱、飞扬的尘土等造成的污染，空气不流通充其量只会导致局部的低程度污染，不像现在这般严重。

　　以近来广受争议的PM2.5为例，它来源广泛、成因复杂，主要为人为排放，包括燃煤、烧秸秆、烧烤、机动车出行、餐饮油烟、建筑施工扬尘、喷涂喷漆装修等，都会排放PM2.5。帝都北京的PM2.5，根据测算，大概22%以上是机动车排放;近17%是燃烧煤炭如电厂、锅炉、散煤排放;16%是扬尘排放;还有16%的工业喷涂挥发如汽车喷漆、家具喷漆;4.5%是农村养殖、秸秆焚烧;当然，剩下的24.5%则不是由北京产生的污染，主要是天津和河北来的。

　　因此，完全可以讲，人为排放的大量空气污染物是中国此次大面积雾霾的“罪魁祸首”。

　　假如说，百多年的伦敦“雾都”历史，是人类对工业革命的规律认识不清所致，那么，北京成为新的“雾都”，则更多是中国在赶超型现代化的过程中，地区利益竞争的产物。中国在面对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历史教训时，为什么义无返顾地走在旧式发展道路上而难以自拔?根子就在于利益被绑架，致使依靠消耗资源，牺牲生态环境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迟迟无法转型。

　　以汽车产业为例，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指责中国像美国般放任汽车数量的膨胀，警告中国城市正重复美国走向超级大国道路上犯过的错误，不是没有道理。鼎盛时期，中国大概除了西藏等少数地方外，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都有自己的汽车制造厂，有的还不只一个。汽车需要耗费钢铁，工艺复杂，生产出来的汽车又制造废气。但对多数地方而言，汽车能够拉动GDP，所以不管有没有条件，都要把汽车作为本地的支柱产业。如今，中国的汽车产能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国，这作为我们的一项成就而大肆宣扬。

　　汽车工业是不是需要大力发展，为了环境是否可以剥夺人们买车的权利，自然可以讨论，然而，显然，中国对汽车社会的到来，没有做好一系列相应的准备，包括道路、规则意识、汽车的工艺改造等，以致北京在近年一直享有“首堵”的称号。类似这样的产业很多，以致环顾我们的周围，目之所及，到处都是源源不断的污染：冒着黑烟的工业园区，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喷着尾气排着一字长蛇阵的汽车，这些看得见的、粗放的、高能耗的生产生活方式制造了大量的看不见的污染物，把本来还有些浪漫的雾气变成了可怕的健康杀手。

　　伦敦长期作为“雾都”的代价，终于在1952年12月，酿成了一场严重劫难：连续的浓雾将近一周无法散去，最严重时，伦敦市中心连续48小时能见度不足50米。空气污染导致大量居民健康恶化，约1.2万人因这次空气污染事件死亡，生病的人更难以计数。今天西方国家对环境的重视，与这次事故有直接关系。它触发了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环境立法。以伦敦为例，发誓要摘掉“雾都”帽子，为此展开了一系列治理空气污染的行动。英国也于1956年推行了《空气清净法案》，以后不久又制定了其他清洁生产的法律。

　　尽管在旧有的发展模式下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环境污染事故，但或许是因为这些事故还不到伦敦当年那种程度和危害，各地政府至今并没有从这些环境事故中真正接受教训，自觉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依然在上马许多高耗能的工业项目。另外，对于像PM2.5这样来自生活污染和区域性污染的城市污染新问题，各地也未能采取有效的应对和治理措施。

　　随着工业从主城区的外迁，大颗粒物(PM10)的污染已逐渐减小，城市污染的结构已发生变化，原来的老问题是脱硫、减排PM10，如今则是PM2.5，因此，需要针对PM2.5进行有效的减排措施。但几乎所有城市，包括环保理念相对先进的北京，在这方面都还刚刚起步。

　　帝都北京2012年底出台了《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暂行)》，“方案”将空气重污染日分为重度、严重、极重，分级采取相应的污染应对措施。针对这次雾霾，北京于上周六首次实施“极重污染日应急措施”。按照规定，极重污染日施工工地停止土方施工，冶金、建材、化工行业的污染减排量上升到30%，在京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带头停驶公务用车30%。人们不知道前面几项措施是否得到有效落实，但公车带头停驶1/3，估计难以落实。因为这样的措施并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

　　如果说，像土地、水污染还有一定的地域限制，一些人可能免于受其直接侵害，空气污染则是生活于这个家园的人--无论你是家财万贯还是一贫如洗，也无论你是皇亲国戚还是贫民草芥--谁也不能幸免和独善其身。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责任，从自我做起，少开一天车，多种一棵树。但在强调个人责任的同时，政府尤其要负起责来，让每个国民都能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到干净的水，吃到无毒害的食品，能够舒适地生活和工作。因此，帝都若要摆脱成为“新雾都”的难堪，十八大建设“美丽中国”的誓言若要不落空，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把握好平衡经济发展与保生态的关系，切实改变各地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

　　确实，现在到了变革的时候。（作者：邓聿文，资深媒体人、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