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事至今，袁家人几乎从没拒绝过我的当面采访或是电话采访，只是感觉袁家人都不善于表达，甚至为表达不出心里话，有些焦急。
电话那头的袁厉害声音很低，很客气。虽然没见过面，但总是以“弟弟”称呼。她开口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见你，我想见你们呀，弟弟，你们在哪”。
当我提出采访时，她仍然是“你说吧，弟弟，我听着”。电话那头，她有些激动，言语有些混乱。她说，她给孩子们办过残疾证、办过孤儿证，但是没一个能办成的。
袁厉害说，她写过申请，县残联没给她一分钱。说到民政局，特意压低了声音，“他们根本就不管我”。说着说着，一提到孩子，电话中的袁厉害号啕大哭。
郭海洋的记忆里，他的岳父母都很疼爱这些孩子。一个白化病孩子白妮，每天睡觉都搂着袁厉害睡，嘴里还叼着袁厉害的衣角。她从不打骂孩子，也不允许别人打骂。
听到这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她，在电话里沉默了好一会。
这些孩子，大部分生来就是残疾，或重病，被家人抛弃，吃着变馊的饭菜、穿着别人捐的旧衣服。虽然是残疾人，办不下残疾证。是实质的孤儿，法律却不认可。唯一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还是袁厉害“非法”办来的。而他们的命，是袁厉害给的。
我同事侯少卿在福利院陪了孩子们一整天。
1月6日，他说，他拍到一张照片让他非常震撼。“你看这孩子穿着什么”。顺手递过了相机。
在他的回放显示屏上，一名15岁的男孩子，穿着一件带花的半透明女装。
袁厉害的儿子杜鹏的话，让我感受颇深。他说，孩子们治不了的病，要不没钱看病，没过多久就死了。带到地里，挖个坑就埋了，连个坟头都没有。
3 兰考有些官员好冷漠
兰考县新修的行政事务大厅，宽敞明亮，甚至顶楼一层的房间未被利用。采访期间，有媒体报道，兰考县财政局花2000万建办公楼，却没钱修福利院。
我从事记者职业，至今有五年多，接触过多种风格的地方官员，兰考的官员们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5日是兰考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也是火灾后唯一一次发布会。
我和南方都市报记者到达时，恰好和兰考县里官员同乘一个电梯。
在这间电梯里，我们并没有见到他们因为7个孩子的死而面带悲哀神色，反倒在电梯打开的一刻前，他们还一直说笑着，还调侃起一名女干部“看你像省里来的”。
我和南都记者不由低头，各自叹了口气。
发布会上，副县长念完了稿子，和民政局长、宣传部副部长转头冲出侧门，一句话不说，跑到楼下，钻进车里，司机一脚油门，冲出了记者的“包围圈”。
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这名副县长和宣传部副部长，甚至无法拨通他们的电话。
此前，兰考县民政局副局长李美姣，在被媒体追问时，连连面露难色。最后，干脆拎起皮包，转身就走，头也不回。
一位同行发出感叹，“兰考有些官员啊”。
到达兰考第一天，我住在了火车站旁边的一家酒店。第二天，为了争取点采访机会，转到了县里的温泉宾馆，这里也是专案组驻地。
我的同事孔璞，住在另一家酒店。事发第二天，因为另有采访，她匆匆赶回郑州。此前，当地宣传部门多次盛情邀请，希望安排吃住，我们均婉言拒之。
一名同行事后说，宣传部安排了几家宾馆作为媒体接待，全包吃住，标桌至少600元起。在另一家酒店里，还专门为记者留出了几个包厢，供就餐，不限标准。
但这些，也遭到一些媒体的拒绝。
一名上海同行说，他见到满桌的酒菜，想想袁厉害和死去的孩子，心里很不舒服，没有动筷子。临走，他在桌上留了100块钱。
采访期间，有媒体报道，兰考县财政局花2000万建办公楼，却没钱修福利院。
1月8日，我和几名同行来到该县新修的行政事务大楼“阳光大厦”，这里宽敞明亮，甚至顶楼一层的房间未被利用。一位最高不过科级的领导办公室，就有30多平米。
在这座楼的旁边，是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在建新楼，高14层，建筑面积18380平米。这样的楼，在兰考显得异常突出。这也是该县2011年确定的“80项重点工作之一”。
这座大楼的标志牌上，赫然写着造价5000万，在它旁边，还有至少4家大楼在建或刚入驻，大部分气势恢宏，都是机关办公楼。财政局大楼也在之列。
兰考有数不清的三轮车。每每有穿着破旧的三轮车夫从楼前走过，显得有些不搭调。
日前，有媒体刊登了兰考县一机关办公楼的效果图。我的朋友特意打电话问我“你看那楼像个啥？”我说，不知。
“那不是个太师椅嘛！”朋友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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