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力战改革“窗口期”
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社会可承受度和人民群众满意度结合起来，在深化改革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卫彬 陈晓虎 周立民
“改革必须抓住‘窗口’期,并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新一届党中央高扬改革旗帜，近段时间以来，连续释放出深化改革的积极信号。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东中西部地区调研时，受访者也发出这样的强烈呼声和迫切期待。大家普遍认为，深化改革是当前和未来能否“全面把握机遇”，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关键。
过去10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奇迹”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但与此同时一些矛盾和制约因素也日益凸显。有专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就是与危机赛跑”，绝不可贻误时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中央的决心让我们增强了信心。”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分析，“我国的GDP考核让经济发展付出资源、环境代价，经济结构不合理矛盾凸显；收入分配不公，区域、城乡、行业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官员腐败问题突出。”面对现实困局，党的十八大报告给出了切实改革方向，“改革之箭”已在弦上，新一轮改革“时间窗口期”已全面打开。
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干部和专家学者向本刊记者建议，面对执政风险，执政党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在深化改革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全党的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能力、文化创新与思想引领能力、利益整合与社会凝聚能力、党风廉政与自身净化能力、执掌政权与巩固国防能力、国际交往和世界影响能力、危机处理和稳定社会能力。
改革共识汇聚改革动力
据近期新华网“如何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大型网络问卷调查显示，有37.50%的人认为“改革难了”，有30.74%的人认为“改革慢了”，有26.84%的人认为“改革少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等人直言，改革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希望和有幸福感。
“政绩观出了问题，要改革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不无担忧地告诉本刊记者，现在群体性事件多发，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干部等群体都不同程度带有不满情绪。比如，近年来，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广东乌坎等地，都因为政府招商引资支持工业项目落地，以及基层干部腐败等问题，而引发众多群众上访甚至打砸。
企业家群体也迫切期待深化改革的又一个春天。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知名民企董事长和本刊记者谈及改革紧迫感时，述及经营企业时的苦水，几次唏嘘不已，“不改革不行了，民营企业在资源配置、市场竞争、金融支持等方面长期不公，再不改，企业会继续出走国外、企业家会继续移民，因为有一种不安全感。”
基层改革者更是期待深化改革脚步不要停歇。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以政治文明为抓手，试点“还权于民”的改革。区委书记李南沉与本刊记者细谈“殷都试验”和为什么要改革，原定1小时的采访延续5个多小时，直到凌晨近两点，现场采访记录达6万多字。
河南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是全国农村城镇化改革的“明星村”，63岁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是十八大代表，他虽患有严重哮喘病，但谈到农村改革问题时，忘记了自己是病人，来回踱步，高声大嗓地说：“有的地方城镇化其实就是土地城镇化，农民没有市民化，农民工就医看病、住房改善、子女上学等问题在城市里被边缘化。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城乡二元差距越来越大。我有生之年的理想是，把西辛庄建成中国第一个村级市，让农民在家城镇化。”
改革亟需冲破四大阻力
然而，本刊记者调研中同时发现，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新一轮改革阻力重重，集中表现出四大阻力。
“负思潮”阻力，即一些极端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层面严重影响改革方向。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为本刊记者分析，许多国家的改革机遇都因被极端社会思潮左右而丢失，中国现在主要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四种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我们党领导人民改革建设的历史；新自由主义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狭隘民族主义以爱国的名义，煽动民族仇恨；民粹主义以代表底层民众自居，仇官仇富。”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陆子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为本刊记者分析说，“这些思潮都企图裹挟民意，影响决策。如不加以有效引导和应对，对改革大局非常不利。”
“伪改革”阻力，即一些政府部门借改革之名进行部门私利整合，或因消极执行改革政策导致一些领域的改革改而无效、改而效微。
“一些‘伪改革’表现在改革的不彻底性。”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不少人士认为，大部门制改革到了地方政府这一层面，不少部门只是简单合并，领导职位不减反增，人员都没减少。
一些“伪改革”以加强监管之名，审批不减反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一些部门在审查规模、价格等多个环节强化了审批权，中间多了不少“收钱”环节。
“伪改革”还表现在政府减少审批，行业协会增加审批。某太阳能企业董事长告诉本刊记者，“审批在工信部确实减少了，但在行业协会却增加了。例如，中国节能协会审批一个节能产品认证就要三四万元，而且每年都收，企业负担很重。”
“不改革”阻力，即与政府权力关系密切的既得利益群体，担心改革触动现有利益格局，不愿改革也不敢改革。
一些学者向本刊记者反映，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改革，因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有自由进出的“旋转门”，有权力寻租的市场，有高收入的保障。比如，某部委一位正局级领导退休后到一家企业当法律顾问，年薪100多万元；某部门一位处长辞职后到金融机构担任高管，年薪从六七万元变成了近千万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说，收入分配改革久久难以推进，主要是既得利益群体反对。
“怕改革”阻力，即一些领导干部担心改革风险大、难度大，因自身能力不足，怕失权、失稳，宁可消极观望，维持现状。
采访中，江苏省昆山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宣炳隆谈及改革创新体会时说，最怕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怕领导不表态、不同意。
四川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党委、政府一度在群众中失去公信力。从2010年开始，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张映上探索乡财改革，在网上公开包括每一笔接待费在内的乡级所有财务，网民热议为“中国第一个全裸乡政府”，认为是防止公款吃喝和基层腐败的有益探索。
本刊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虽然乡办公楼因拖欠30多万元工程款而缺窗少门，但一楼贴满公示项目的信息板十分抢眼。一年多来，因政务公开透明，这里的干群关系得到改善。然而，有的“怕改革”者却视其为另类，不予支持。
改革成败决定执政安危
新华网“如何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大型网络问卷调查显示，高达89.02%的受访者认为，深化改革对于抓住战略机遇期“至关重要”和“比较重要”。显然，改革成败取决于执政党深化改革的步伐与方向，决定国家发展机遇的有与无。
坚持改革，事关发展机遇。采访中，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和郑州市委常委、巩义市委书记舒庆认为，抓改革也是抓机遇，未来10年能不能抓住战略机遇期，就看改革彻不彻底、坚不坚决。如果不能像小平同志当年那样有勇气，机遇期不仅没有，还有可能被逆转。
坚持改革，事关民心向背。宁夏回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齐同生说，深化改革就是执政党得民心的头等大事。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说，执政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权力应该向人民感恩，人民分享到了改革成果，自然会向党和政府感恩，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坚持改革，事关执政安全。中国共产党肩负任务的艰巨性、繁重性、复杂性世所罕见。调研中一些受访者为本刊记者分析，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修修补补，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当前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消极应对，将问题击鼓传花，固然可能稳定一时，但“危机”就可能跑在“改革”前面，矛盾更多、危险更大，可能丧失发展机遇，甚至落入“转型期陷阱”，严重影响我党执政安全。
中国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执行院长汤书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李小建认为，改革一定要动真碰硬。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执政党才能引领并攻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难关，才能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有效化解执政风险。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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