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重新加入了国民党，在戴笠的“提携”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因策反华北、东北部队有功，1946年被晋升为中将。
在东北期间，他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的杜聿明结下了交情，这为他后来在国民党败退前夕赴淮海前线作战被俘埋下了伏笔。
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时，周恩来曾经派人劝说文强归队，但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后台倒了，文强在军统内斗中备感失意，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
1948年夏，与文强父亲有交情的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把他拉了过去，任命他为湖南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文强后来曾说：“我脱离了军统，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
1948年9月，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点将，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1月，文强参加淮海战役，翌年1月即被我军俘获。
文强自称“帮过杜聿明一把”。那是从徐州撤退途中，手下报告抓到我军七个武工队员，杜聿明大笔一挥，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精明的文强或许已想到要留一条后路，设法瞒着杜聿明把这七个人给放跑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是杀害七个武工队员。文强赶紧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七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获得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被关在功德林监狱，他感觉自己不可能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再加上性格执拗，故拒绝悔过。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他不写，还强词夺理地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
“文革”爆发后，战犯特赦工作停止。
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监狱大门。
三、“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
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
政府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使他生活有了保障。
文史专员有20多个，要选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专员们民主意识特别强，选组长也要搞无记名投票。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结果每次都当选，乐呵呵地一口气当了15年小组长。
文强出狱的第二年，“四人帮”垮台，接着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眼见祖国日益强盛，人民生活逐年改善，文强满心欢喜，政府给予他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让他非常满意。
1983年，他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
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
他还身兼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顾问。
他参政议政意识特别强，身体硬朗，所以只要收到会议通知，他一定到会。
被特赦后，文强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始终没有成行，因为他心中有个疙瘩没解开。当初受他的牵连，很多亲友遭了殃，这令他一直心存负疚和抱怨。
1984年，文强等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湖南省政协领导闻讯到广州找文强，说:“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
开始时文强态度强硬：“我不回去!我没有办法回去!”湖南省政协的领导耐心做工作，文强终于被感动了，答应回去，还同意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有9位老将领被文强说服，表示愿意跟他回去，文强再找来一个湖南人的女婿，也是黄埔学生，凑齐10人，热热闹闹地返乡。
见到久别的故乡面貌焕然一新，文强高兴得眉飞色舞。
1985年的一天，文强到同为文史专员的原国民党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做客，见到一张从美国寄回的合影，便拿起来端详。照片中有一两百人，前排一位穿红旗袍的女士格外引人注目。文强看着红衣女士忽然叫道:“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学生蒋志云哎!”姓郑的军长告诉他，此人确是蒋志云，台湾的“国大”代表。
文强再仔细看照片，又认出了40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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