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与好友曹淳亮见最后一面。在广州陪伴年迈的母亲并潜心读书
过了两个多月读书郎的生活。一天忽闻挚友广东省文化厅长曹淳亮病危的消息，次日即乘飞机回广州。下了飞机直接赶去医院，总算与相识30多年的好友见上最后一面。
那天淳亮可能是回光返照，神志尚清醒，可以轻声说话，我们聊了近1个小时，没想到第二天他即驾鹤西去了。
在亡友的告别仪式上，我见到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淳，对他说：“我母亲最近的心情和身体不好，我想在广州住一段时间陪陪她老人家。家里来访的朋友客人络绎不绝，你可否在中山图书馆给我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放得下一张书桌即可，供我白天躲在那里读书？”
李昭淳二话不说，当即爽快应诺。
第二天（12月30日）上午，我到了位于文德路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分馆。步入馆内，但见古树参天，林木荫蔽，全无大都市的喧闹尘嚣。楼、院面积均不大，却历史悠久，可谓是广州的文脉之地。
北宋绍圣年间，即在此地点建起了学宫，此后数百年屡废屡建，至明代为广府学宫御书阁，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
馆内番山亭前一副对联，道出了此地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崇广府千年道统，接学宫一脉书香。”真乃大都市潜心读书的一方绿洲、一块净土。
李昭淳把我带到善本书库，让我看一册新近入藏、已有800年历史的镇馆之宝《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该善本刻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金代山西民间集资刻印、曾长期收藏在山西赵城广胜寺的《赵城金藏》年代相近，堪称国宝。
接着，李昭淳又把我引至二楼东南角一约10平方米的房间，已摆放好了书桌、书柜、沙发等，窗明几净，阳光明媚。我谢过了李昭淳等人，当天就在那里开始了读书生活。
3.每天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读书写作，元旦春节也不曾例外
过了多日，我才了解到，旁边几位馆长的办公室均只有10平方米左右，给我使用的这一间光线最好。这原是一位副馆长的办公室，他临时腾出来让我用。
细心的李昭淳担心我整天埋头读书太累、太闷，隔三差五的来与我聊会历史、宗教，送上帮我查找的图书资料，还嘱咐在我“书房”旁边的毛凌文副馆长和张喜年博士等人，协助我及时查找和复印资料，使我得以专心、顺利地读书和写作。
我像往常上下班那样，每天上下午都准时来到这间“文德书房”读书、写作，元旦、春节、节假日也不例外。以至于李昭淳和我开玩笑：“你元旦、春节每天都来馆里‘值班’，我们应该给你发‘加班费’。”
我笑答：“我也没有给你们交房租，扯平了。”
这里十分安静，且没有人知道我在此读书。除黄崧华、刘斯奋、赵军、张文可数几位老领导、老朋友恰巧碰上了，与我促膝交谈一番，基本无人打扰。
这段时间我的读书效率较高，两个多月时间，除读完十多本书，阅读、复印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还拟出了五六万字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的写作提纲。该书是《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第三卷。
二十多年前，我与年轻时的伙伴黎元江合著《社会主义四百年》时，就常常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查找和借阅图书资料。
我至今还记得，在写作第二卷时，我曾委托李昭淳帮助查找苏联“肃反”、“大清洗”时基洛夫被刺这一关键事件的有关史料。他在本馆找不到，就专门致函联系请国内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志华教授帮忙查找。
可以说，前后相隔二十多年写作《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二、三卷，让我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结了缘。
4.完成《社会主义在中国》等书稿后，接通知到新工作单位报到
2009年3月10日，我离开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回到北京，又一头扎进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紫竹书房”，继续过着“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并开始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的写作。
这时已从文化部调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周和平和其他馆领导，热情地为我的写作和生活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安排馆内决策咨询部的王海燕主任和咨询员张曙光博士，协助我查找、复印图书资料。
我每每开出图书资料清单，她们很快就送到我的手上。有时，我也直接到书库去查找图书资料，后楼走到前楼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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