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印刷大王”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湖南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战争开始后，纸印公司迁到武汉。陈岳云的纸印公司是陈、任两家的一个联络点，两大家族的几十口人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还在国外，主要通过这个纸印公司进行联络，实际上这也成了中共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起名宁儿。去东北参加抗日之前，她和陈琮英一起，把宁儿送到武汉，托陈岳云夫妇抚养。在离开陈家之前，李一超抱着宁儿去照相馆照了相，给陈达邦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告知将宁儿放在五哥家中寄养的事，信封内装着她和宁儿的合影照片，一起寄往莫斯科中山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陈岳云的纸印公司随着沦陷区大举内迁的浪潮，迁到了战时首都重庆。这时，纸印公司已改名为“中国印刷厂”，厂址设在重庆中华路官井巷3号，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币。由于陈岳云的精心经营，中国印刷厂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在重庆印刷界颇有影响。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中央局在重庆印刷《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它出版物，也曾得到中国印刷厂的帮助和支持。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在陈岳云家中，亲人久别重逢。五哥五嫂先把宁儿叫到陈达邦面前让他叫爸爸。这时宁儿已经十二三岁，高高的个子和他爸爸已不相上下。陈达邦把宁儿拉到自己身边，左看右看，搜索着那张照片的记忆。看到宁儿健康成长，陈邦达对兄嫂的精心教养，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抚摸着宁儿的头，轻声问道:“妈妈有信来吗？”孩子低头不语，五嫂长叹一声，没有言语。五哥示意五嫂把宁儿带开，自己和八弟进入内室，促膝谈心。
陈达邦已经预感到不测。二人坐定，五哥慢吞吞地说:“一超和妹妹把宁儿送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停了停，看了弟弟一眼，接着说，“在武汉的时候，听说她去了东北，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和你通过信没有？”陈达邦说:“寄了一张宁儿两岁时照片以后，也一直没有通信。”陈达邦收到李一超寄去的照片之后，本来一直带在身边，抚慰着悠悠情思，直到去巴黎之前，担心遗失或被敌人搜查，才连同李一超写的那封信，一并存进了共产国际的档案馆。
五哥接着说:“后来听说她被日本人杀害了。既然这么多年没和你通信，那肯定已不在人世了，好在宁儿有这么大了。”陈达邦听着，眼睛湿润了。五哥宽慰他说: “现在你回来了，就不要走了，有合适的，就准备续房吧。”陈达邦两眼慢慢地掉下泪珠，最后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五嫂和宁儿闻声进来，五嫂掏出手绢擦拭着眼泪，宁儿依偎在爸爸身边，也大哭起来。
而关于自己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重大信息，陈达邦则是多年以后才得以知晓。1950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电影《赵一曼》很快摄制完成，在全国上映。从此，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然而连编剧于敏都不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1953年5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封来自四川宜宾的普通信件，内容是李坤杰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周总理看了又看，总也想不起这个李一超是谁，只好让办公室把这封信转到全国妇联代为查找。妇联主席蔡畅和劳动部副部长刘亚雄看信后，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对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宁儿已长大成人，从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工学院工作，他知道自己的妈妈李一超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却也难以想象自己的亲生母亲就是电影中的赵一曼。
惊喜来自四川。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希望能够了解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陈琮英接信后十分惊奇，立即回信告诉了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两家亲戚，相隔20多年，开始互通音讯。宁儿得知赵一曼是自己亲生母亲的消息，看到母亲在英勇就义前留给自己的遗嘱，一字一划地抄了下来，并把“赵一曼”三个字刻到自己的手臂上，狠下决心，一定要遵从母亲的遗教，忠于人民，报效祖国。
1957年底，当陈达邦从苏联回国后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的消息时，更是百感交集。为了表达他对爱妻的怀念之情，应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之约，写下了一段情深意笃的回忆。这篇回忆至今仍完好无损地陈列在展柜中，供人们参观。
当然，这都是后话。当年在重庆，五哥尽力排解陈达邦的悲痛，并问起他在国外的情况。陈达邦谈得最多的是印刷上的事，特别提到他在苏联和法国掌握的最新印刷技术。五哥听了高兴地说:“我看你回来别的都不要干了，干脆和我一起搞印刷吧。”
陈岳云在经营理念上，不以牟利为重，而把支持抗日放在第一位，很受客户欢迎。陈达邦在现有条件下，采用在苏联和法国学到的新技术，提高了印刷速度和印刷质量，使中国印刷厂的客户迅速增多，业务不断扩大。陈氏两兄弟声名远播，被誉为“印刷之王”。
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科长
1950 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陈达邦作为任弼时的亲属赶往北京悼唁。其间，他见到了曾在巴黎办报的老领导吴老，还见到了曾长期在重庆南方局工作过的董（必武）老。董老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开山祖师，曾为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而煞费苦心。两位老人都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十分了解，联名将他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当时，南汉宸正在筹备货币改革，正是用人之际，于是批准调陈达邦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陈达邦调入中国人民银行之后不久，货币改革工作已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货币改革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之一。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务院召开第六次政务会议，听取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指出，最近的通货膨胀，是因为我们所解放的地区扩大了，票子发得很多，物价当然会上涨。会议决定成立专门小组，研究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新中国的金融货币是在战争年代逐步形成的。中国人民银行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宣告成立，并开始发行人民币，成为全国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的金融支柱。但是，由于第一套人民币是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印制的，存在许多不足，如: 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面额较大（最大为50000元）、纸张质量较差、票面破损较严重、文字说明单一、防伪技术含量低、容易造假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健全货币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
1950 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了第一套人民币改版方案。但是，这个方案迟迟没有得到批准。是年5月，陈云对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的改版方案作了这样的批示:“此事应该准备，但仅仅是准备，不能草率。必须讲究纸质之统一，图案之适当，颜色之配备，秘密符号之拟制，票面尺寸、票额大小，均须慎重研究才能决定。”
人民币改版方案没有启动的原因是，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访苏之后，正酝酿请苏联“老大哥”代印人民币。货币决定国家经济命脉，货币的印制，属于国家高级机密，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一般不会让别国来插手。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各种条件限制，印钞技术难以过关。再加上美、蒋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提高人民币的质量，特别是防伪造假技术，国内无法解决。为此，中国代表团和苏联进行接触时，提出了请苏联代印人民币的要求，得到苏方应允。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增设国外业务局印刷处，陈达邦由印刷局综合科科长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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