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忆义和团杀戮教民:女性胸被割下体受创(图)

　　核心提示：他在《拳匪闻见录》中描述说：“沿河所见，浮尸甚多，或无头，或四肢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

　　本文摘自：《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作者：金满楼，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

　　改名之后，义和拳在精神上获得了胜利，老百姓也由此得了便利，减少了损失，倒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事实上，义和拳在语言系统上有颇多令人忍俊不禁的 “革新”，如柴萼在《庚辛纪事》中所载：“德宗（光绪皇帝）谓之一龙，礼王（世铎）、庆王（奕）谓之二虎（也有说奕和李鸿章的），百官谓之百羊，百姓年三十以上或与洋人相关者谓之二毛子，年四十以上或间接与洋人相关者谓之三毛子，洋人谓之鬼，洋钱谓之鬼钞，洋炮谓之鬼铳，洋枪谓之鬼杆，火药谓之散烟粉，铁路轨道谓之铁蜈蚣，机关车谓之铁牛，电线谓之千里杆，老妇谓之老寡妇，少艾谓之小媳妇，女阴谓之小妖洞，强奸谓之搅小妖洞”，甚至连“洋”也改成右边加个“火”字，意思为“水火左右交攻”。

　　在义和拳的眼中，就连光绪皇帝也不是好人，因为他在康有为的怂恿下背叛祖先，搞变法维新就是引进西方的那一套东西，这是义和拳所不能容忍的。王照在《山东行脚记》里记载了很多谣言，说他在山东莱州府一带游历时，听到的“街谈巷议，大抵不外 ‘天灭洋人’、‘李鸿章卖江山’、‘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康有为封六国圣人’之类”。很明显，这几个人都倾向西化与洋务而遭到义和拳的诋毁（流亡国外的康有为被封为“六国圣人”，意思是骂他做了汉奸卖国贼）。

　　物极必反。1900年6月16日（五月二十），义和拳在焚烧 “老德记”西药房等洋货铺时，连带北京南城最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地区1800多家店铺和7000多间民房被焚，其火势之凶猛，连巍峨的正阳门城楼都被殃及，最终被烧毁坍塌。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这次大火“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仲芳氏则在《庚子记事》中记载：“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

　　在此事件后，很多人开始反思义和拳到底在干什么，譬如《庚子记事》的仲芳氏，他在书的前一部分中用肯定的语气记载义和拳的种种活动与传闻，但是大栅栏大火之后，仲芳氏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文中指责义和拳造成了一场“从来未有之奇灾”，并由此认为“义和团如此凶横，是正耶，是邪耶，殊难揣测”；“若看其请神附体，张势作威，……焉有杀人放火之神灵乎？且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术无灵；以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

　　对义和拳的此类行为，杨典诰也在《庚子大事记》中认为，义和拳“虽有法力，只可以倡乱，不足以成事。……闻者惊以为神术，遂开千古未有之奇祸……四月，保定有烧电杆，毁铁路之举。不知电杆，铁路乃国家营造者，既悬‘保清灭洋’之旗，而又烧焚公家之物，是直与国家为难，非乱民而何。……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由此可见，当时头脑清醒的士绅仍为数不少。

　　在庚子年的那场浩劫中，华北地区的居民们都亲眼目睹了一场连续的野蛮杀戮的恐怖场景：开始是义和拳杀中国教民，其中也包含了极少数的外国传教士或洋人甚至外交官（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接着是清军与义和拳及其八国联军的相互攻击，义和拳与清军死伤惨重；最后是八国联军对义和拳乃至中国无辜平民不加区别的残酷报复。在这个酷烈的夏天，在三个连续的阶段中，天津附近河流中几乎每天都有死尸漂流，而且大多是无头或肢体不全者，有时候尸体甚至多到将河段拥堵。

　　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统计，在庚子年这场以“排外”为主要特征的浩劫中，外国遇难者的数目仅为231人，而被杀的中国教民及无辜百姓，目前已经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但根据中外各方的动辄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记载来看，这个数字必然是外国遇难者的上百倍甚至是上千倍不止。据统计，仅山西一省就有5700余名教民被杀，而直隶、北京、天津的遇难人数更为巨大，如《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

　　作为当时华北的两个主要城市，北京和天津在涌入了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义和拳后，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秩序将是何等的混乱，而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华北平原上，也可以同样想象出那些孤立的教民们当时所处的悲惨境地。在当年的7月中旬，某士大夫管鹤逃出天津，他在《拳匪闻见录》中描述说：“沿河所见，浮尸甚多，或无头，或四肢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气味恶臭，终日掩鼻”，“或谓此皆教民，为拳匪所杀，平人不敢过问也。”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如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说义和拳“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

　　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的，“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群体感情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 ---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得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义和拳不分青红皂白的杀害教民乃至无辜者，这就是一种得到充分宣泄的群体性暴戾，而这种暴戾在当时被赋予了“正义性”，在这段全面失控的特殊时期，这些施暴者因为人多势众甚至不需要承担责任（这点与66年后的 “红卫兵浩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p p　　法国大革命及其残酷性令勒庞得出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庚子年，这就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其行为主要看环境如何，它可以成为犯罪团体，也可以成为英雄主义团体”，正因为如此，“群体数量上的强大使它感到自己势不可挡，孤立的个人不可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但成为群体的一员后，足以让他产生杀人劫掠的念头并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p p　　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庚子年，这就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其行为主要看环境如何，它可以成为犯罪团体，也可以成为英雄主义团体”，正因为如此，“群体数量上的强大使它感到自己势不可挡，孤立的个人不可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但成为群体的一员后，足以让他产生杀人劫掠的念头并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