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选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对于中国许多中层干部是令人兴奋和难以忘怀的。那时干部队伍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浪潮,拍打着曾在文革中上下流动的众多年轻人。
1985年春天,温家宝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胡耀邦选干部不任人唯亲,他很重才干。1985年前后,他特别委托中央组织部考察干部,主要是省部级干部,希望物色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合适人选。当初我知道的挑选标准有四个:副部级以上、年轻、学历较高和有才能。”2002年2月27日,一位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近10年、作为温家宝直接下属4年多的人士说,“中组部考察时,发现他各方面才能很全面,人品也好,而不仅仅是个只懂技术的干部。”
经过几轮筛选,那次选拔只留下三个干部,其中之一就是温家宝,另一个是吴邦国,时为中共上海市常委。还有一位吉林省的高级干部。
1984年,中央让他们三人参加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文件起草、组织协调等,职务是大会副秘书长。“这实际上是对他们的考察。后来中组部向胡耀邦提出温家宝和吴邦国两个候选人名单,在征求所在单位意见时,上海领导表示希望吴邦国留在上海发挥更重要作用,而在问到地质产业部意见时,部领导和党委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并为本部能为中央输送高级人才而自豪。”这位曾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1986年,中央任命王兆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温家宝接任王的职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继杨尚昆、汪东兴、姚依林、胡启立、乔石和王兆国后的第七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政治体制改革资料组”
到中央办公厅后,温家宝就很少回家了。记者采访到的几个当时他的下属都提到,他到中央办公厅后,脸庞明显地消瘦了下去。“温家宝分管我们部门,和他工作在一起,一起开会、考察是经常的事。他不但工作勤勉,而且极为细致认真。基本上我们每次把起草的文件报给他,他都细细过目,修改,连标点符号和用词都改动很多。”一位温家宝当时的下属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回忆说,“我们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学文科出身的,而且起草文件经验也不少,但大家都很惊讶他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了文件起草修改的专家。”
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办公厅全面事务,包括警卫局、信访局、机要交通局等,而中央会议的文件起草和组织工作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为贯彻邓小平和胡耀邦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主要是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1986年,在温家宝领导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书记处办公室下设立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资料组。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的政治体制研究机构。
一位当时的资料组成员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温家宝在这个小组的领导上主要是贯彻邓和胡的思路,一方面是上传下达,另一方面是将上面的思路具体地和明确地展现,并提供参考资料。他经常向领导请示有关问题,注意自己的学习,而很少擅做主张。”
资料组的主要工作是资料收集整理和组织有关各方面人士的座谈会。通过各种渠道整理的资料达一百多万字,重点课题包括:党政关系、行政制度、外国议会制度等等。这些都报送有关中央领导参考。
政治体制改革资料组的工作后来移交给了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中办也有几位同志继续参加,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虽然没有参加具体事务,但也经常能看到有关文件。八十年代末,该小组被解散。
温家宝的这位下属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中,温很少提起自己的经历。“据我所知,温家宝生活质朴,家庭和睦。我曾去过他的家,那时离中南海不远,是一套四室的房子,里面非常朴素。”
“转折年代”
1986年至1992年,温家宝在中央办公厅主任任上一干就是七年。1992年,他又多了个称谓——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尊重领导和平易近人是温家宝一贯的作风。“他在中央不是为一部分人工作,而是为所有领导工作。”他在办公厅工作时的那位下属对记者说,“在日常工作中,他对每一位领导都很尊敬,同时他对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依旧保持着平易近人的风格。”
1987年召开了中共十三大,温家宝参与了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并以大会副秘书长的身份负责会议日常事务。
参加过十三大报告起草的一位学者曾与温家宝当面讨论问题。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说,温家宝对自然科学和经济工作的兴趣很大,看得出他经常思考一些宏观的、长远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他对温家宝敏锐的目光、稳重的作风和很强的亲和力都记忆犹新。
1992后,温家宝的一个变化就是负责的工作越来越多。他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书记处书记,主管财经、科技、农业和农村工作,兼任政治局常委会所辖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金融工委书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住房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防汛总指挥部总指挥、绿化委员会主任等等。
中国加入WTO之后,最令高层担忧的问题莫过农业和金融两方面,而温家宝则在这两大领域都有历练。“温家宝在中共高层供职长达17年,头8年负责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后来9年则专攻农业和金融问题。温家宝在中央书记处担任候补书记5年、担任书记10年,十五年间一直参与经济类工作;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4年,积累了全国宏观经济调控经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决策机关,书记处为执行机构,温家宝兼具决策和执行的角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分析。
“98抗洪”
1998年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既考验着中国,也考验着温家宝。他时任全国抗旱防汛小组组长。
“温家宝陪同江泽民、朱镕基,以及自己单独视察九江有7次之多。单单1998年抗洪,他在短短3个月内5次奔赴九江一线,与九江结下了不解之缘。”江西省九江市委办公室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1998年5月31日,温家宝在九江召开三省领导座谈部署防洪工作。这位官员还清晰地记得温家宝讲话时语气平和,不紧不慢,但逻辑分析能力强,句句入情入理,深沉凝重,令人难忘。“当人们欢呼对自然的胜利时,也就是自然对人类惩罚的开始。”在谈及这些年围垦、滥伐之风时,温家宝借用了《黑格尔辩证法》里一句名言。
同样意味深长的话还出现在后来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礼上,温家宝引用恩格斯一段名言警醒参加开工典礼的诸多官员:“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当年7月4日,温家宝陪同朱镕基到九江视察灾情。当时长江鄱阳湖水开始超过历史最高水位,一抵九江,两人即驱车前往重灾区德安县乌石门村和石桥村,探望灾民。
5日,两人又马不停蹄,乘船巡查市区防洪堤,冒雨探望防堤的武警官兵,为众人打气。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