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检法如何处理微博举报?
公检法机构开通微博是一次遍地开花的“基层革命”。
《2012 年度新浪政法微博报告》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通过新浪认证的政法微博数量达17550个，其中政法机构官方微博11450个，公职人员微博6100 个。通过新浪认证的政法微博，核心力量集中在基层，县处级以下基层机构和公职人员微博占全国政法微博的86%，是政法微博组成的主体。同时，厅局级政法微博尤其是机构微博，数量虽少，但综合影响力更大。
“基层机构和官员本来就人数众多，处于行政金字塔的底层，另外，基层机构更便于尝试，是体制改革中较为轻松的一环。”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评价说。
在地域分布上，政法微博已覆盖全国，据新浪微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10月底，政法微博数量最多的5个地区依次为河南、江苏、山东、福建、浙江，五省总数占全国政法微博总数的49%。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的《2012年腾讯政务微博报告》显示，在腾讯平台上，共有45030个党政机构微博，25054个党政官员微博，总计70084个政务微博。政务微博总数超过3000 家的地区共有7个，其中浙江以5639 个位居第一。
“‘政务微博地图’显示，江浙沿海地区微博比较活跃，与之对应的网络舆论也较为发达，这是一个地区社会进步的表现，可喜的是，中部、北部部分地区微博发展迅勐，政务微博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在腾讯十大检察系统机构微博排行榜中，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以230791的听众数和19300的微博数位居榜首，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长赵安金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总结说，开通微博一是为了宣传自己;二是为了司法公开;三是希望形成窗口和平台，聚集各级检察院的力量;四是看重微博的时效性，更好地联系政府机构与民众的关系。
开通之初，赵安金也怀有顾虑。“之前媒体和民众对于个别案件，如躲猫猫、少女卖淫事件的过度炒作使司法机关承受了一定压力，开通微博后言论更开放了，我们害怕不仅没有形成正面效果，反而影响监察部门形象。另外，很多领导对微博不了解，认为它是妖言惑众的地方，怕惹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当宣传处提出开通微博的设想后，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复。赵安金认为：“未来微博举报会成为比电话举报、文字举报更重要、快捷的举报方式。”
如今，该官方微博由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运营管理。“对外就我一个人，但我们也有拍照、收集资料的人员，都是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我们只是增加了一项工作内容。”赵安金介绍说，微博的主要内容包括惠民政策监督、鼓励民众建言献策、提供法律咨询等。
据赵安金介绍，在接收到微博举报的信息后，“第一步，我们会做文字舆情报告，提交给检察长;第二步，检察长会批示，并转给反贪局等具体的职能部门;第三步，具体职能部门展开调查。”
“我认为微博的主要功能还是提供线索，然后由专职部门调查取证。”赵安金介绍说，常规反腐渠道一般是纪检部门先行调查，掌握线索并取证后交由检察院，“是自上而下的调查，相比之下效率不高。”而微博反腐可在接到线索后由检察院直接介入调查。“检察院调查后发现构成犯罪，直接处理、立案、交予法院，如果不构成犯罪，交回纪检监察部门做行政处理。”
爆料与“人肉”，狂欢与阴谋
并非每一条举报微博都能迅速地被有关部门发现、甄别和处理，更多的举报都被扔在这个大酱缸里，任其发酵。爆料层出不穷，参与“人肉”（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机器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的网络社区活动）的网友乐此不疲。反腐狂欢背后，阴谋论盛行。
微博举报：更廉价、更方便、更安全
今年4月13日以前，在安徽省利辛县国土局任职的周文彬还并不清楚什么是微博，但很快，在听从了网友的建议后，他开通微博，并以“自首式举报”的方式直播参与单位贪污行贿的全过程。他没有想到，他自此成为“中国微博实名反腐第一人”。
“我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周文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核裂变式的群体“围观效应”迅速把他推上风口浪尖。“微博反腐是一种新的形式，是媒体监督的延伸，是‘谤讥于市朝，而达于朝廷’。”
“微博反腐最大的优势在于提供线索，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发现问题。”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微博如同无处不在的眼睛，“促进了官员的行为规范，当然，很多干部还不适应，对微博很恐惧。”
除了提供线索，林认为，微博反腐是一种“低成本的反腐方式”。“老百姓想要揭露腐败，往往需要长期上访，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且找不到对应的负责部门，微博的特性使消息一经发出就很容易引发关注，形成轰动效应和舆论攻势，促使事情得以又快又好地解决。”
更重要的是，微博充当了“深喉二传手”的角色。“实名举报者常遭到打击报复，匿名举报者又很容易由于不实名而被怀疑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只要在微博上公布真实确凿的证据，举报人即使匿名也不会影响举报效果。”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曾当过“二传手”，代替“深喉”站在前台，发布了“上海红十字会万元餐费”的信息，引发轰动效应，爆料后，肖雪慧删除了所有重要信息。
张振良说：“实名举报往往要面临风险。”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每年1200多件。
“我们缺乏系统、有效的举报者保护制度。”张振良介绍说，“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举报大部分归纪委管，但实际上，党、政、司法、检察、纪委等各个机构都在接收举报信息，范围很宽、性质也比较广泛，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信息泄露非常常见。”
因此，“微博作为一种较为隐秘的检举方式获得了老百姓的拥护，目前看来，微博是比较有利于举报人保护的。”张振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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