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重庆领事馆秘书、后来成为“中国通”的谢伟思,也在一份发回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在少数地方,(当局)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干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务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而在河南,面对“横征暴敛”的指责,一名军官对白修德坦言:就算老百姓饿死了,这土地也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国家就会变成日本人的。
另一方面,身处大后方的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的报灾电,被他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讲述河南灾情,也没得到任何实质性回应。
也有人指出,彼时的河南随时可能失陷,在国民政府高层看来,“不能让粮食资敌”或许比灾民的生死更重要。无论原因为何,冷冰冰的结局是:被国家抛弃的百姓,除了忍饥挨饿,就是背井离乡,最终,约占全河南省十分之一的人口投入了死神的怀抱。
“这场灾难就是人为的”
对这场夹杂了太多人为因素的灾荒记录到一半时,刘震云清楚地意识到,美国记者白修德必将成为他这篇作品的主角。对不堪回首的1942年,政府回避,媒体噤声,亲历者麻木;翻遍了史料,白修德竟然是当年惟一一个揪心那数百万灾民命运的外国新闻工作者。
白修德的记述震撼着刘震云的心——他写道,最令人难过的并非流血,而是不明白眼前的景象是怎么回事,那么多流离失所的灾民,那么无组织的迁徙,政府到哪里去了?
给《时代周刊》发完了稿,白修德决心让中国最高层知道在河南发生的真相。几经辗转,他在宋庆龄的帮助下见到了蒋介石,向这位中国元首展示了自己拍摄的野狗吃人的照片。据说,蒋介石见到照片后“浑身颤抖,显得深受震动”。随后,对河南的救援启动了。
一位神甫后来写信告诉白修德,自他们离开河南后,粮食就不断涌进来,省政府在乡间各地设立了粥站,军队拿出的粮食也帮助了许多人,“同时也证实了我以前的判断:这场灾难就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有这样的愿望和意志,任何时候他们都有控制局面的能力。”
不过,白修德当时并不了解,蒋介石震怒之余,带来的是人头落地——对令灾情真相曝光的相关责任人的惩罚,是从帮白修德发稿去纽约的洛阳电报局职员开始的。
数万官兵竟被同胞缴械
1943年,河南省大部地区落入日军之手。侵略者为了笼络人心,给奄奄一息的饥民发放了救命的军粮。由此导致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农民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将大约5万名曾经强征他们粮食的军队缴械,让措手不及的中国官兵在前后夹攻下迅速溃败。
国民政府的战区司令官汤恩伯仓皇撤离时,政府控制的仓库中尚存有100万袋面粉,够20万人吃一年,这些宝贵的物资,到头来还是全部落入了日军之手。
但无论如何,在河南乡间,人们终于吃上了饭,历时近一年的灾难终于划上了休止符。
斗转星移,这场不堪回首的大饥荒渐渐沉入了岁月深处。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刘震云回到家乡,试图重新发掘自己外祖母脑海中的历史:“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老太太一开始却显得有些茫然:“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河南大饥荒的亲历者与他们的后代,似乎已把这场死亡人数相当于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浩劫忘得一干二净。当然,其中大概也有不少人,是刻意不想去唤醒那段黑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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