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揭秘江泽民在任职期间的10大“干扰”(图)

　　又过了五天，《人民日报》刊登记者班明丽的述评，其中说，目前的“种种疑虑，仍然没有超出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又过了七天，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君如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何江涛的专访。按照李的说法，江泽民“五二九”讲话，克服了姓“公”姓“私”的问题给我们造成的困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他还说：“从总书记讲话的大背景看，存在的种种困惑包括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错误观念，但主要是那些超越阶段的‘左’的观念引起的。”这一番话8月12日发表在报纸上，标题赫然便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这就使得京城里那些敏感的观察家们平添几分火上浇油的感慨。

　　如此集中且如此激烈地斥责“左”的思潮，这是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的第一次。

　　接下来的事情真是我们国家改革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一页。江泽民的讲话之后两个月又三个星期，亦即邢贲思、吴敬琏、李君如等人纷纷呼应江泽民的讲话之后，8月20日，《当代思潮》的编者写道：“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这是人们普遍希望弄清楚的问题，更是社会主义理论中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只有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在茫茫迷雾(一些人已经制造并还在继续制造种种思想的和理论的迷雾误导人们)里，在大风大浪中，自觉地坚定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也才会懂得怎样科学地完整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些话说得真叫严厉，虽然也是在谈论“社会主义”，但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绪，显得那么势孤力单和空泛，根本不能阻止批“左”的潮流。

　　9月8日，李锐写道：“目前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如果不能彻底解决防‘左’的问题，今后还有可能出现麻烦，甚至再走弯路。”他还说：“党的七十六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9月9日，董辅礽说：“整天纠缠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之中，这对我们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不可小看，需要重新澄清认识问题的疑惑。”于光远说：“有人散布一种错误观点，即用公与私的抽象对立来取代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

　　其实这就是改革前‘一大二公’思想的翻版。”差不多同时，《经济日报》刊登记者张曙红的文章。张说：作为姓“社”姓“资”之争的延续，姓“公”姓“私”的问题“成为新形势下困扰人们思想的主要障碍”。到了9月13日，“十五大”终于召开，任仲夷在“十五大”小组会上说，姓“社”姓“资”的问题又从姓“公”姓“私”的争论表现出来。一直有人在用各种方式宣扬“左”和极“左”的思想。可见“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反“左”仍然是长期的任务。就在任仲夷说这一番话的前一天，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在5月29日那一天曾经提到而后来未见公开发表，这一次则又公开重申。这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报告的论述相当全面和详尽。其中至少有三个部分，有可能令“万言书”的作者们感到不快：一个是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一个是重申十年以前“十三大”政治报告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且进一步发扬;还有一个是，确立新的所有制理论，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

　　应当说，这是党中央在正式的文件中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传统的公有制理论做出重大修正，进而第一次将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传统的公有制。这当然不仅仅包括江泽民维护了被“万言书”批判的“抓大放小”的方针，坚决地要求“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一部分的阐述，必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关键性的修正至少有十个方面。

　　一、我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仍然不合理，需要调整和完善。

　　二、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三、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是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

　　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针对全国而言，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可以不同。

　　五、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六、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

　　七、选择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换句话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必须摈弃。

　　八、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九、非公有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

　　“阴转晴”

　　此后两天，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一致地维护迄今为止官方主持的对所有制的改革。李鹏总理说，党的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再一次重申了他的关于所有制问题的主张。“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他说，“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牢牢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因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没有危险。”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鼓励它们的发展，中国对各种各样的经营成分一视同仁，并且要创造条件，使它们公平竞争。

　　他还宣布，一般职工都欢迎股份合作制。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出一条路”，让国有大中企业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加大国企“兼并”和“破产”的力度。劳动部长李伯勇说，其他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更快发展，又必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官方的代表，看来，现在不只是知识分子和理论家来对“左派”的理论表示不满，政治家和官员也按捺不住了。

　　在这同时，一个调查机构给205位企业经理提了一个问题：除了有关国计民生领域的国有企业外，其他国有企业的资产使用何种组织形式较为有效?131人选择“股份制”;56人推崇“租赁”、“承包”;26人主张“出售”给私人;有12人主张坚持“国有独资经营”。这可真是一个令历史家神往的秋天。天高云淡，阳光明媚，气温既不凉，也不热。政治之局势有如气象之变幻，大家都说是“阴转晴”了。公开的舆论，包括理论界、新闻界、出版界、北京之外东西南北的省、市、自治区，都没有直接地指责谁，不过，倾向是明显的，全都摆出同“左”的思潮分道扬镳的架式了。萧蔚彬、黄伟经出版了一部新书，书名叫做《告别“万岁”》。山东的《大众日报》以《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为题，连续报道全省各个领域取得的进展。深圳的《深圳商报》连续刊发评论员文章呼吁在改革开放中敢闯敢试。

　　广州的《粤港信息日报》连续刊发文章呼吁“让思想冲破牢笼”。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王珏说：“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不是所谓公有制，也不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是劳动者成为所有者。”这最后一句话，正是厉有为曾经论述过并且遭到严厉批判的观点，现在却堂而皇之地重现京城了。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副会长高尚全说：“只能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衡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董辅礽说：“如果只有公有制经济，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不会形成市场经济，从而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绝非权宜之计。如果将来生产力发展了，就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那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吴敬琏说：“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晓亮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应是税收。”这些都是理论家们的论述。那些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在这个秋天里面就更加斗志昂扬。四川省省委书记谢世杰说，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同等重要，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以实现“富民兴川”的战略目标。安徽省省长回良玉说，拿出当年“大包干”的劲头搞股份制。江西省长舒圣佑说，“不求其纯，但求其佳”，“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而束缚自己”。

　　湖北省省长蒋祝平说，要摈弃那种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说，辽宁将选择一批大企业实行委托租赁经营，由国外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大财团大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只要有益于合作，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