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我的家族记忆
李从吾
八十四岁的老母亲有些脑萎缩，新事记不住，小时候老事反而清清楚楚。一说话，总爱提“蚂车吃那年”。“蚂车”是老家土话，就是蝗虫，“蚂车吃那年”是一九四二年。
故乡在中原腹地，“蚂车吃那年”的秋天，蝗虫扑天盖地，从黄河决口后形成的黄泛区的西南方向飞过来，眼睁睁的，就要收获的庄稼，被第一批蝗虫吃掉未成熟玉米穗、谷穗，又一批来了吃光叶子，再一批连杆也不放过，一群又一群，眼睁睁的，庄稼地里一无所剩。
“老天爷把人往死里逼”，母亲说蝗灾之前，春天大旱，靠天吃饭村里人，眼看着麦子没有了收成，就指望着秋天能够得点玉米高粱，挨过这一年明年能够好些。
今天，村里在世的不多的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一九四二的蝗灾，在他们童年少年时刻下了烙印，而漫长坎坷一生中，无尽的苦难还在后面。“蚂车吃那年”，成了村里七八十岁老人随口而出的词。我的一个远房堂叔在这一年出生，被父母起名为＂荒＂，侥幸活了下来。
老人们不懂耶稣纪年，一辈子哪一年生活出了大事便成了纪年方式，她记得“合食堂那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吃榆树皮那年”，就是一九五九年；“分地那年”，就是一九八0年。
那乌云一般的蝗虫过去七十年了，母亲还常常把蚂车挂到嘴边。
那一个本该略有收成的季节里，爷爷奶奶走到地里，找不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家里缸里剩下点粮食已经见底了，明年夏天才能收麦子，这么长时间怎么办？
村里人开始四处想办法找吃的。
最可怕的第二年，一九四三年来了，春节来了。蚂车吃光了大豆玉米谷子高粱粟子，一无所有的人们，捱不过这个年。春节里，整个村庄听不到鞭炮声。
本来再穷，一年到头也要在春节吃饱肚子，村里人却在饥饿中捱过了除夕，人们开始想办法逃荒了。生于20世纪初的爷爷奶奶在除夕夜开始商量如何逃荒，听人说大年初一火坐车不要钱，结果大清早起来。
大年初一，爷爷领着奶奶，十三岁的父亲，十一岁的大叔，一岁多的小叔，在饥寒中从村里出发，日头落的时候到了陇海铁路上小小的村级车站，火车站上人山人海，没有办法要钱了，一家人爬进了闷罐车向东逃荒要饭了。
这一行，改变了我的家族史。爷爷一家人到了两百多里外的一个车站，与村里也在那里逃荒的人一起，终于有了口吃的。然而，到了阴历三月，爷爷饥饿劳累受冻，吐血去世了，成了那三百万饿死的灵魂之一。奶奶不得不把最小的孩子送人，带着其他两个孩子四处乞讨。直到过了一年多，才又返回老家。
60年后，我去了一趟爷爷奶奶乞讨的火车站，去送别已经姓了别人家姓去世的叔叔。还是穿越中原腹地的陇海铁路，在飞驰舒适的卧铺里，看着窗外的平原田野的无尽麦田和稀落树木。这条一九一几年建成的铁路上，我试想着爷爷奶奶如何挤进逃荒列车，那载着无数乡亲的列车，有多少饿死了。
据说奶奶回老家后，一直想再看看送给人的小儿子，却最终未能。奶奶躲过了一九四二，却没有躲过一九五八，在另一场饥饿和疾病灾难中去世。而叔叔在异乡因为孤门独户，受尽欺辱，也未能长寿。
父亲很少跟我说这些旧事，倒是母亲经常指责父亲，“你咋就忘记了过去要过饭”，试图让父亲注意节俭。直到今天，母亲还常说，“能有馍吃就妥了，蚂车吃那年能有榆树皮就是好吃的了。”
多少次，我盯着榆树发呆，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母亲常常给我讲蚂车吃那年没得吃，只有剥榆树皮吃。榆钱偶尔吃一口还行，这榆树皮怎么吃?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等榆树叶长出来，大家先捋榆树叶加点面吃，等后来，就开始吃树皮了。母亲说，把树皮剥下来，用柴火烧锅，放进去煮，要使劲煮，尽量去掉苦味，然后抄出来，加一点点面，蒸着吃。想起这事，母亲说，榆树皮是比较好吃的。
至今，“蚂车吃那年”的事，还是可以有记忆验证的活历史，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能够清楚记得灾难的细节。但是，过不了多少年，就会彻底进入历史书了。
一直奇怪，没有听过父母埋怨过谁，更没想过家政府对自己有什么责任。只是，国军来了，自然就给纳粮缴费出劳力；日本人来了，要这东西那东西，也只能送去。等蝗灾来了，只有自己想办法逃荒要饭，自己救自己。
不识字的父母不会想到，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大平原，是枪杆子逐鹿之地。一九四二的大饥荒，是几千年政治无常、权力争斗、外侵内乱下百姓命运的缩影。成就帝王将相的大平原上从来不缺少灾难，可怕的是一次次天灾在人祸裹挟下，将百姓推到死地。正是像一九四二年这样一次次走不出的人灾循环，刮骨刻写了中国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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