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四二 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我第一次读《温故一九四二》是上大学期间，大约是2000年，距离现在已超过10年。大学里，让你不打瞌睡，能认真听下来的课不多。有一天下午的文艺理论课，我听得非常入迷。张进老师讲的是“新历史主义”。他用“新历史主义”理论分析了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随后，我找了《温故一九四二》来读，很受触动。

　　接着，我在我们中文系的系报上写了一篇《在“吃”的世界里》，尝试着用“新历史主义”写一写中国人吃饭的历史，其中一段写到了我的曾祖母。每年清明节，家里首先去祭拜的就是曾祖母的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墓碑是一块青砖，上面只刻着她的名字。因为埋葬她的时候，家里太穷。她去世于1961年。当时跟全国一样，我们家乡也出现了“吃的问题”，一家人没什么吃的，曾祖母更多的是把自己的那口饭让给我的父亲，她自己吃得极少，最后死于饥饿。

　　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看到那篇我写在系报上的文章，大概是学校放假的时候，我把报纸带回了家。有一天下晚自习，我回到宿舍，父亲往宿舍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他说他看到我写曾祖母的那一段，他很后悔，后悔自己当初不应该吃曾祖母让给他的饭。父亲在电话那头停住了说话，我听到了啜泣的声音。

　　在采访刘震云的时候，我提到了我自己家里的这件事。刘震云说：“家族延续下来是什么?绝不是家国天下这些理论，曾祖母省下来一口东西给了你父亲，这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这些东西照亮了整个民族的未来，而不是统治者说的大而无当的话。”

　　重返“一九四二”时空

　　刘震云给我提出了建议，把他当初写小说时采访的路线、后来和冯小刚为筹拍电影重走的路线、美国记者白修德调查的路线、灾民逃荒的路线都跟我详细地说了一遍。

　　我很早就看到冯小刚说，他在有生之年希望把《温故一九四二》拍成电影之类的话。跟他的想法近似，我觉得这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

　　隔了10年之后，当我早已从大学毕业，工作都快10年了，突然听到冯小刚要开机拍电影《一九四二》，我非常吃惊。倒不是说这部更像是调查特稿一样的小说很难改编，而是在目前的电影审查制度下，想投拍这部电影非常之难。但是，竟然开拍了。

　　今年6月份，我们杂志的编辑白伟志跟我说，对“一九四二”这个题是否感兴趣，我马上答应下来。8月份，刘震云最新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出版，我在北京采访他的时候，得知电影《一九四二》会在11月底上映。

　　我说我想回到1942年的历史中，去实地走一走。刘震云给我提出了建议，把他当初写小说时采访的路线、后来和冯小刚为筹拍电影重走的路线、美国记者白修德调查的路线、灾民逃荒的路线都跟我详细地说了一遍。

　　在随后的时间里，我陆续找了很多资料来看，包括白修德的回忆录《探索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里面有一部分是写他当年到河南采访饥荒的事情。白修德的经历和文字本身都很吸引我，况且他也是记者。我当时就想，按照白修德的路线重走一回。

　　我的大学老师张进，把他给我们在课堂上讲授过的“新历史主义”写成了书——《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我特地看了一下出版时间：2004年5月。那时候，我从大学毕业快1年了。我很快地从书中找到了关于《温故一九四二》的分析评价。那些文字，像是从纸页上浮起，化成大学时课堂上的情境，让人怀念。

　　为何“温故一九四二”

　　“我”跟姥娘说：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这也是刘震云要写《温故一九四二》的一个原因。

　　10月份，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去山东高密采访，写完稿之后，就开始着手投入“一九四二”的实地探寻。

　　我第一站来到了郑州。这是当年白修德调查河南灾荒的终点。我在郑州吃的第一顿饭是“花生炖猪脚”。吃完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几乎是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开头：“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大灾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

　　大学老师写的书给了我理论上的帮助，在郑州《大河报》工作的大学同学游晓鹏则帮我找到了1942年灾荒的幸存者。

　　在采访幸存者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时间的长度并不能抹平他们的创伤;二是，说完1942年，他们会接着说到1960年。当年看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有一段对话令我印象极深。小说里，“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回到河南老家寻访1942年的事情，见到自己的姥娘，“我”跟姥娘说：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已经提前看过了电影《一九四二》，电影的结尾正是“姥娘”说的这句话。刘震云非常满意这个结尾。这也正是我能想到的关于这部电影最好的结尾。

　　在洛阳查资料的时候，我在《洛阳市志》看到一段：“西汉时期，洛阳人口迁移愈加频繁。西汉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加之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洛阳及以东地区‘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饥民们扶老携幼，道路相望，饿死者十之七八。东汉末年董卓兵烧洛阳后，尽徙洛阳人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洛阳城化为废墟，附近耕地鞠为草茂，满目荒芜，粮食奇缺，饥馑连绵，为寻其生活，百姓被迫向外迁徙。曹操统一黄河流域后……”如果一直引用下去，这些版面都不够刊登。

　　刘震云说他研究了从东周以来的河南灾荒，他发现，历史一直在重复。“客观的东西是不断在变化，现在跟秦朝比，秦朝没有电、冰箱、空调、飞机……这样的变化日新月异，但是人性的变化很小。你要是了解河南灾荒，你可以看到，人性的变化进展是非常缓慢的，这也是我要写《温故一九四二》的一个原因。”

　　什么是真正的“救荒丸”

　　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了大饥荒，希腊发生了“人为的饥荒”，孟加拉湾发生了“崩溃饥荒”。阿玛蒂亚·森通过对饥荒的研究，得出的解决办法是：建立民主制度。

　　我在档案馆翻阅资料的时候，一些馆员对我所查的东西感到很惊奇，他们完全不知道有这回事，显然，也没什么人来查过这些资料。这些资料记载很有限，叙述也很简单，透着一股统计学意义上的冰凉。

　　按刘震云的观点，平常吃什么饭菜，我们会记不起来，但如果昨天吃的是老虎肉，那印象一定深刻。当饿死人的事情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隔三差五地就来一回，大家就麻木了，甚至呈现出某种荒诞。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矿难再发生时，记者们也不愿写了，读者也不愿意看了。

　　我在看关于“一九四二”的材料时，突然想，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地方又发生了哪些灾荒呢?

　　1942年，盟军对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希腊实行禁运，希腊出现饥荒。德国当局对此无动于衷，仍坚持要求希腊民众向占领当局交付食物定额。这被称为“人为的饥荒”。

　　1943年，孟加拉湾发生饥荒，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这场大饥荒进行过长期研究。英国殖民统治当局决定优先对日作战，听任粮食和物价飞涨，导致众多贫民死亡，受害者同样达到惊人的300万。阿玛蒂亚·森将此称为“崩溃饥荒”。

　　1943年2月24日的《河南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

　　在电影《一九四二》里，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对刘道基说，要是这玩意儿管用的话，中国自秦朝以来就不会饿死人。

　　什么是真正的“救荒丸”呢?阿玛蒂亚·森通过对饥荒的研究，得出结论：建立民主制度。

　　人民会用嘴巴投票

　　“蒋介石肯定觉得罗斯福、丘吉尔是重要的，河南一个灾民是不重要的。最后，罗斯福把他放弃了，美国人把他放弃了，灾民也把他放弃了。”刘震云说。

　　白修德当年对国民政府在灾区仍然征粮感到非常不解，他问一位军官是何原因。该军官说：“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结果是怎样的呢?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惨败给日本军队。再往后，是河南人帮助了共产党，更往后，国民党退到了台湾。

　　我想说的是，人民会用嘴巴投票。“蒋介石确实在大和小的问题上打错了算盘，把小当大，大当小了，他肯定觉得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是重要的，河南一个灾民是不重要的。恰恰最后是，罗斯福把他放弃了，美国人把他放弃了，这些灾民也把他放弃了。”刘震云说。

　　采访那些饥荒的幸存者时，我感受到了刘震云说的这一点。

　　在这一圈采访中，我从西安乘坐高铁去往洛阳。火车出了潼关，在冬天阴冷混沌的山野里行驶，远处有几座坟墓从车窗外掠过，我想起了自己的曾祖母，想起了70年前饿死路边的那些亡灵，眼泪忽然就冒了出来，往外涌了好几分钟。

　　冯小刚说过一句话：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对于这句话，我无比认同。（作者：卫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