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缓和，打破了“冷战”时期东西方相持已久的“核平衡”，对苏联领导层无疑产生了极大刺激，迫使他们重新调整思绪与美国人抗衡。此后就发生了在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上，苏方向中方献媚和1969年9月11日中苏总理北京首都机场的会晤。尽管由于苏方缺乏诚意，使会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此举也让世界看到，经多年交恶后，苏联向中国举起了“橄榄枝”。蒙古为了自身利益，也对改善中蒙关系做出姿态。在这种情况下，1971年8月20日，许文益大使受命到达乌兰巴托莅任（此前驻蒙大使张灿明于1967年春节返京参加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未归，驻蒙大使近五年空缺）。然而，20天后的一件突发事件，使许文益大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事件的见证人。
蒙古外交部突然约见
许文益大使到达乌兰巴托后，随即展开工作。24日便向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相当于中国人大常委会）主席桑布递交了国书，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到任拜会活动。蒙方的反应积极主动，气氛相当友好。
9月14日上午8时，中国驻蒙使馆人员和往常一样吃完早饭正准备上班，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上午8时30分紧急约见许文益大使。
按惯例，外交约见一般应提前一天，至少应提前半天打招呼。而今天这样仓促的约见，即使在中蒙关系十分紧张的年月也是罕见的。加之许大使到任后尚未拜会过这位副部长，这样的既无事先预约、时间又这么急促的约见，让许大使这个在外交战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颇感突然。这种情况的发生，显然是两国之间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是发生了边境冲突？还是苏蒙两国又在搞什么名堂？许大使与使馆同志迅速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但始终找不出发生“大事”的任何迹象，许大使顿生不祥感觉。8时20分，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译员刘振鲁匆匆登车赶往蒙古外交部。
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似有欢迎新任大使的拜会感觉。额首先对大使刚到任20多天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了歉意，接着话锋一转说，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仍然派人去了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9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情因为发生在夜间，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所以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些。他紧接着说：“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他又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现在因天气还比较暖，尸体是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掩埋的。”最后他再次强调，要中国政府在近期内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
许大使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正当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接着他以提问的口气说：“但我希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最后许大使说：“今天我跟副部长初次见面，虽然碰上中国飞机在蒙古领土失事的事情，但我希望这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并提出：“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额尔敦比列格就许大使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些解释：“蒙古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国家，国家法律规定，一旦草原失火，必须全力扑救。贝尔赫矿区有人见飞机失事着火，马上派人去灭火。火灭了，发现只有9名乘员的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我认为，天气还暖，较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接着问：“大使提出大使馆派人去现场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许大使回答：“可以这样理解。”许大使告辞时，额让中方将去失事现场的时间、人员迅速通知蒙方。
冒风险，克服困难，迅速向国内报告
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许大使立即召集使馆领导干部开会。大家摊开了蒙古150万分之一的地图，查明了贝尔赫矿区的位置。此矿离肯特省会温都尔汗不远，离中蒙边界约350公里。对于发生这样的事件，大家感到既突然又迷惘。许大使指出这一事件虽然严重，但要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迅速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搜集情况和各方反应，会后大家分头去办理有关事项。
不一会，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故障，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最快也得4小时以后。当时中国驻外使馆除了一些重要地区的大馆设有短波电台外，许多使馆的通讯业务只能通过所在国当地邮电局办理，不但效益低，而且不保密（据说林彪坠机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在有条件的使馆均要设立短波电台）。在这样紧急情况下，蒙古邮电局的不合作，是偶然巧合还是成心刁难？大家心如火燎，都用眼睛直愣愣地瞪着许大使。许大使虽然表面冷静，但内心和大家一样焦急。俗话说情急生智。这时他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虽然已封闭多年，但如能启用，岂不能解决燃眉之急？
这个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期中蒙苏三国协议架设的高频长途“热线”，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供国家领导人、中央专业部门和大使馆使用。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特别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基本停用，但没有掐断，设在乌兰巴托的苏军高频通讯站定期派人来使馆维修。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曾用这条电话线路找周恩来直接通话。外交部总机的造反派一听是苏修头子要找周总理，拒绝接转，立刻挂断没商量。外交部鉴于这种情况特转告柯西金，国与国之间的事情要通过外交途径交涉，并下令将这条“热线”封闭。
因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未经请示就恢复这条“热线”是冒着违抗周总理命令的风险的。许大使考虑到当前首要任务是将蒙方通知的情况迅速报告中央，出于身居前线的责任感，他认为事不宜迟，应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开封启用专线。办公室贾长禹急忙从库房拿出一抽屉钥匙。由于时间久远，大家都不记得是哪把钥匙了，只得一把一把试着开，站在一旁的同志急得头上热汗直流。大概花了半个小时，才打开封闭的房门。拂去电话机上厚厚的尘土，立即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总台，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接线员却推托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又推说外交部电话线路坏了，“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这可惨了这边蒙古使馆的同志，无奈他们急得抓耳挠腮，跳脚哀唤，北京总台竟无动于衷，怎么也不出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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