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民国政府恢复裸刑:女革命者遭割胸斩首(图)

　　核心提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民国政府不但重新搬出已废除的斩首刑，“裸形处决”也重新浮出水面，不少女性革命者被脱光了衣服砍头示众，而且个别的手段比老祖宗还残忍，刽子手先用刀割去女革命者的乳房，然后才砍下她们的头。

（对女子的杖刑 图片来源：中国网）

　　本文摘自：中国网，作者：佚名，原题：中国古代最卑劣最下流的刑罚 女子裸刑

　　中国古代统治者显然深谙此道，能够使女犯被社会普遍耻笑的办法，在自商代就已经形成“穿衣文化”的中国，还有什么比让女犯暴露身体更能降低其社会评价度的呢？

　　中国古代史上统治者最卑劣最下流的刑罚，莫过于对女性施以裸刑了。在“穿衣文化”的世界观形成后，中国人便开始以裸体为耻了，裸形处决在夺去犯人生命的同时也在贬低他的身份，侮辱他的人格，尤其是把女犯的衣服剥光后处刑，除了贬低其身份之外还额外起了一个羞辱的作用。

　　中国妇女的地位一向低微，犯下死罪的女人更为世人所不齿，因此将她们裸身处决不但不会认为有伤风化，反而往往为官方和民间所接受。北魏孝文帝第一次在刑法中明令禁止“裸形处决”，可惜传统的力量总是可怕的，这条尊重人权的法规在孝文帝死后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之后历代王朝仍然使用去衣裸刑。

　　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何喜欢施女犯裸刑？其实对于一般刑事罪的女犯，如何处死她们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其实是不太关心的，甚至有时也会发点善心避免其受辱，但当他们面对的是对统治权威构成威胁的女犯的时候就另当别论了。在妇女地位一向低下的中国，能够对统治集团构成威胁的女性，肯定都是在政治上具备极强号召力的或者是在军事上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人，而且她们在百姓中具有较高的声望，单纯将她们处死，并不能影响其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搞不好甚至还会激发人们对她们的同情。因此，对统治集团来说，如何消除这类女犯在百姓心目中的这种影响才是决定对她们施以何种刑罚的核心，施以裸刑，牵扯到中国人下意识里最忌讳的那个 “性”字，无疑是从根本上摧毁其人格形象乃至精神影响的最佳捷径。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女领袖被俘后，几乎无一幸免。隋末巾帼女杰陈硕贞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率众起义，自封为“文佳皇帝”。陈硕真是当地百姓的崇拜对象，崔义玄在处死她之时将其当众凌辱后才行肢解刑，无非是想摧毁她的形象。（刑肢解时要剥光衣物，对女性要割去双乳，这对于陈硕真来说当然是极大的侮辱）。清嘉庆时南笼布依族起事反清的领袖王囊仙以宗教形式组织布依族人民起义，民间称为囊仙（布依语，意为仙姑）。于嘉庆二年正月（1797年）起事，被凌迟处死时年仅二十岁。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中的黄莲圣母林黑儿被俘后，传说欧美人稀奇一介女流如何能够有如此之大的本领迷惑众人，都想亲眼目睹其真面目，于是他们将黄莲圣母处死，然后用药水浸泡尸体，再运往欧美各州，当成玩物，放在博物馆中任人观赏。（此事缺少佐证，恐是中国统治者虚构之）。

　　中国古代统治者而且还经常会对她们进行 “性侮蔑”，这在一些无聊文艺中常见之，比如有关王聪儿，污蔑她在正与部下淫媾时被砍断了脚；在《平妖传》中，胡永儿被捕时正与王则“在床上行那云雨快活之事”；王囊仙被捕时也在同男性同房，所以不及穿衣，赤身出战被擒；黄莲圣母林黑儿说她是“土娼”，称她“略有姿色，而悍泼多智巧，乃群奉为女匪头目”，甚至具体点出她是“天津侯家后之妓女”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长年的封建礼教束缚，使人们在思想上对非合乎礼教的性行为深恶痛绝，在性问题上的丝毫偏差，就足以使“英雄”在其他方面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这一点，对于女性尤甚，足以使其名誉扫地。

　　中国古代统治者显然深谙此道，能够使女犯被社会普遍耻笑的办法，在自商代就已经形成“穿衣文化”的中国，还有什么比让女犯暴露身体更能降低其社会评价度的呢？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历代的女义军首领、绿林的女匪首、甚至近现代的女革命者被处刑时要被剥光衣服施以裸刑了。其实，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尽管中国古代统治者的裸刑花样日新月异，但农民暴动照样是风起云涌。那些参与暴动的妇女连死都不怕，裸体示众又怎能吓倒她们呢，正是“女不畏裸，奈何以裸惧之。”这种最卑劣最下流的刑罚，除了说明统治者作为屠夫的卑劣和无耻，还能说明什么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