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都饿得皮包骨头，他的大妹妹当时只一岁多，饿得哇哇叫，母亲也没奶，只好喂她大人们吃的用水草熬的稀汤，她也喝；喂她用榆树叶贴成的饼，她也吃。
过了一两年，高级社和合作社都散伙了，村民们才吃上饱饭。这时，张方开始给生产队当记工员。1964年8月，张方又从记工员升为了会计。在农村，这意味着他不用下地干活，也可以领到壮劳力的工分，有时候还可以吃到干部们的小灶。总之，这是一份让人艳羡的工作。
村里人都知道，张方是一个勤奋负责的会计，一辈子几乎没有算错过账。这让他在长达20年的生产队时代，拥有某种不可替代的威望。
1966年，张方结婚。1970年，他入党了。
子孙满堂
张方的妻子魏爱云小他一岁，家里穷得很，结婚时一分钱嫁妆都凑不来，一个箱子和一个柜子，都是张方家出钱做的。
这对夫妻四十多年来，感情一直很好。他们抱了一个闺女，又生下两儿一女。在张国汉夫妇生命的晚期，子孙兴旺曾让他们感到舒心和骄傲。尽管，两人都是在缺医少药的病痛中死去。
比如母亲赫彩，死于常年肺气肿。临死前几年，她只能靠张方从乡村医生那里买药维持呼吸，一包一块钱，可以管一天。
她似乎并没怨怪子孙，就像张方现在也是肺气肿，遇到冷天越来越喘不上气，但他也从没想过让孩子们花大钱送他去城里彻底治治，还是靠村医开的单子凑合。
母亲死后，张方突然发现自己也老了。孩子们都出去打工，把孙子外孙都撇在家里。在2005年前后，张方和魏爱云曾一度照顾过6个娃娃，有的还在喂奶粉，有的上幼儿园，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满院子爬。
妻子魏爱云也越来越依赖老头子了。今年夏天的一场雨中，她摔伤了腰椎，为省钱，硬撑了一天。被张方发现后，给她贴了几张陈年膏药。又撑了几天，再到医院拍片，医生说有骨头断了，让她卧床休息。她却闲不住，花生收了，还坚持要摘，不能坐，就半躺在花生秧上，侧着脸摘。
11月22日，提起儿媳妇的死，提起儿子和孙子可怜，魏爱云对着一群记者大哭起来。“老天爷呀，我可咋办呀……”她说着，跪倒在地，试图向来客们磕头。
10月21日事故发生后，魏爱云非常害怕黑夜。几十年来，她一直和张方一人睡一个床头，现在，她把枕头和他的枕头挪一块儿。晚饭后，拉上电灯，老两口都在床上挺着，都不说话，却都知道彼此心里在想啥。
“我不怕，你怕死又有啥用？”张方说，“她怕，她夜里也不哭，就是紧紧抱住我，一直睡不着。”
很多年前，魏爱云就开始信基督教。附近的教堂需要一个会计，她就鼓动张方去做。2002年圣诞节之夜，张方把村组里这辈子经手的账目算得一清二楚之后，出了一个明细，永远告别了村干部生涯。
一代接一代
事后，张富春也不清楚自己为何会在官方拟定的协议上签字。“我头蒙蒙的。”张富春说，39岁的妻子罗军丽还有12岁的儿子需要抚养，所谓救济金却和53岁的二姑父何洪廷一样，这显示标准存在问题。
可是，他还没有力气再去计较这些。妻子的死，已经把他击垮，他已经不想再见任何陌生人。在罗军丽生前，丈夫张富春是她的骄傲。她自小丧父，很难吃上饱饭，一天学都没上，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嫁给张富春后，张一不嫌她家贫，二不嫌她没文化，恩爱有加。
在夫妇俩一起闯荡的十几年里，再苦再累，张富春也舍不得让妻子出去打工，一来她不识字，二来，他怕她被人欺负。
张家还保存着他们在北京等地拍下的合影，衣服虽土气，精神倒也昂扬。当时，两人并没有领结婚证。婚后两天，为了躲计划生育，他们把嫁妆拉回罗军丽娘家，从太康坐车赶赴北京。张富春的第一份工作是保安，前八个月，他一共挣了200元钱。后来，他又打了几年零工，最后在丰台一家小公司装抽油烟机。儿子张罗宁，还曾在京郊的黑幼儿园里上过几年，学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两年前，张富春一家三口回到扶沟。罗军丽在家帮助公公婆婆干活，虽然她之前干活不多，但非常勤劳。张罗宁回到当地小学读书，很快染上了豫东口音。张富春又去考了驾照，远赴厦门开大冷藏车。
今年中秋节，张富春返乡帮助家里秋收冬播。没想到，他遇到了政府平坟，又目睹了妻子和二姑父的死亡。他说，他现在不想再回忆和妻子的过去。
父亲张方自责疏忽，又埋怨政府，“坟你说平了能多种麦，就平了，可是一块碑能占啥地方？”这个老共产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全村70多个祖坟，他第二家平，3块墓碑，他第一家挖。他想不通为啥会有这样的结果。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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