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根据警局的记录，1925年10月24日，邓希贤主持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在伊西?莱穆里内城的会议，尽管他不是主要发言人。有25人出席了此次会议，讨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团队的必要性”。会议最终陷入骚乱，因为1925年7月的示威行动导致他们要被驱逐出境。
1925 年11月15日，邓再次主持会议悼念国民党员王京歧。王京歧是于10月在被驱逐回国的船上牺牲的。这次，47名中国人聚集在美丽城的波耶大街上的一个房子里，警局错误地记录为“在赛佛尔城或者是圣鲁克的住所”，邓发表了关于会议主题的公开演说，并且在11位发言人讲话以后作总结发言。根据警察的记录（从别处引用的），他最后是这么说的:“我们力促现场的人同国际帝国主义论战，呼吁大家哀悼王京歧同志。”
最后一次，1926年1月3日，邓在一个70人出席的大会上讲话，“包括两个越南人”，会议是由在法的中国团队活动委员会在同一地点召集。这次，与会的共产党员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促成在他们支持的冯玉祥将军和苏联之间建立友好关系。这一主题被极力宣扬，因为它将成为与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手段。会议闭幕时投票产生了一个给中国驻法大使陈的最后通牒，要求:“一?向法国政府及驻巴黎的各外交使团的帝国主义发出抗议;二?给其他中国驻外大使发电报，力促他们向各自派驻的国家的帝国主义发出抗议，反对这些国家向中国派出战船和军队。”
所有这些，都是在外交上以直接恐吓的方式向敌人连续发难……
邓小平因为与这次极不寻常的秘密会议有关联而引起警方的注意。事实上，他也遭到了警方的怀疑。与他一起被警方怀疑的还有另外一名共产党员和两名社会民主党成员，其中包括杨赛涛（音译）。因为他们曾经支持针对中国青年党尤其是其领袖人物何鲁之的攻击运动。何鲁之和他的中国青年党――大部分成员都是声名狼藉的反共产主义的中国侨民的小党派――被指控在七月运动结束后向警方出卖了参与运动的激进分子的名单。
此外，如同他们四人所宣扬的那样，他们甚至密谋行刺中国青年党的领袖们。这些计划，如果是真的话（我们仅仅是从警方处理中国青年党恐惧这一事件的记录来得知这些计划的），它们最终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1925年7月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邓小平受到警方注意。从此，中国侨民的革命运动开始由一个团队来领导。
在这个团队中，任卓宣可能是最有名的，他也是四川人，1923年开始担任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书记。1925年6月21日，任领导在法中国共产党及驻法中国大使馆的支持者们在巴比龙大街发动袭击那天，有100多人占领了中国驻法大使馆，声讨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这次行动激起法国民众长达几年的评论，并且具有标志意义的重要性，结果导致了一场镇压的浪潮，实际上就是肃清中国侨民中的激进分子。经过一个迅速的调查之后，在一些中国人的指认下，共产党员和他们的朋友们的身份被确认。接下来，大约有100人（几乎是全部的人）离开了法国，其中有47人是在驱逐命令下离开的，剩余的是自愿离开。任卓宣和其他3名同志未经审判入狱，也不得不及时地离开。
这些事实表明，到1925年下半年，出席各种激进会议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也表明，之前做技术工作的人不得不开始承担这些被捕的领导者的责任了，比如邓。1925年，是应该被回忆的一年，在那一年，“油印博士”刚刚21岁。当时的情况将他推向共产主义斗争的前线，也证实了他在那里的短暂逗留（6个月）。他的各种活动，尤其是反对何鲁之的活动，促使警方搜查了他的房间，那里是他们政治活动的聚集地。1926年1月8日早晨，位于布罗涅――比扬古的3个住着中国人的旅馆，包括卡斯泰耶大街的一家，都受到了警方的造访。警察发现5号房间已空无一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油印工具，还有住在这里的3个人落下的书刊和文件。因为邓和傅钟一同已于1月7 日离开巴黎经由柏林去了莫斯科，并在那里进了中山大学。当地的警局报告声称:“看起来这3个人已经察觉到自己受怀疑，所以马上消失了。”
四
至此，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历史上的位置变得有些清晰了，他属于中共旅欧支部第三代领导人。
第一代持续时间很短，大部分在1921年的里昂运动后离开了法国。第二代以1925年夏季行动而告终。除了周恩来，他是在1924年自愿离开的。由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是最后一次持续时间最短的调整。
没有太多的法文档案能使我们对邓小平的思想和行为有一个足够清晰的认识，从而帮助我们去发掘他的领导才能和独特的政治人生观。由于没有更进一步的材料，我们不得不对以上再现的邓小平年表满意。毫无疑问，邓后来的名望足以证明他这段经历的重要性。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他赢得了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尊重。也许法国这段经历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那些异同寻常的事情，恰恰相反，而是那些使它如此平凡的事情。
且不说邓小平到达法国时的年龄（他比同去法国的大部分学生都小两三岁），邓的经历确实具有典型性。大部分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人都同样有到处奔波?缺钱花?经常搬家?读地方性中学的经历，干没有技术性的工作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作为激进分子，在1920年到1925年间，他们中有200多人都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因为这些，武力斗争是重要的一项内容。所以可以想象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国。走这条道路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满怀希望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同时又能学到知识。
事实上，20世纪初期的法国危机四伏，它不可能给外国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更何况这些中国人通常是没有技术的，他们在中国获得的文凭也一样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只能到一些二级学校开办的专门学习班去学习，再加上生活困难，所以他们倾向于群体式地居住在较容易接近的学术机构或者能大批雇佣中国工人的工厂（如雷诺工厂）附近。居住相对集中（大部分的中国侨民住在巴黎地区）使得采取武力斗争行动更为容易，而中国的年轻人所遭遇的失望无疑也给他们提供了接受教训的平台。他们与法国工人及一些政治?工会组织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吗?我们很难获取这些信息。在所有行动中，正如邓的情况所反映的，中国工人学生有明显的保持自我的倾向，他们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局限在侨民内部。
对邓小平这段经历的梳理同样停留在武装斗争层面。查阅这些文献，我们发现邓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萌芽于一些基础性的原始资料，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来源于苏联。对邓的房间进行搜查的结果表明他和他的同志们拥有“大量用法文和中文书写的宣传品（如《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中文报纸，尤其是《进步》――一份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一些有关20世纪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东西。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没有任何有关他职业生涯的异常之事，加入青年团，入党，顺应统一战线需要加入国民党，最后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离开法国前往莫斯科。后来的事情可能让人感觉这是留下最深印记的最后一个时期，然而，直到邓和其他人被广泛关注，我们都不应该低估留法这段岁月的重要性，因为它发挥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引导性的作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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