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照片：江青和姐姐李云露
江青的姐姐李云露
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想念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李云露是江青的亲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以后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就把她赶出了中南海。从此以后，江青再也不认这个姐姐了，没任何来往。
1972年5月，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生了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既要给孩子买牛奶，又要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她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呢？张耀祠鼓着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毛泽东想了一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主席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当时贺子珍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病，她说：“我看病的医疗费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把钱全部退给主席吧。”并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后来经过做工作，她把钱收下了。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有3000多元，这个费用就是从毛泽东给她的钱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贺子珍退给了毛泽东，并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江青则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给李讷的8000元，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只交给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帮她存入了银行，一是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难了。
一直对李云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
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能再要了，钱已送出去了，再要回来影响不好。江青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这才没去要。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见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回原籍。”我说完转身就走。
“你站住！还不能这样说。”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主席的礼品库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他们来北京找我不就是要点东西吗？真是穷疯了，他们看到我送的东西，自然就会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满精神。自我介绍以后，我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他的儿子毕竟还是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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