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科阶段，吴宗敏认为，他的成绩并不算班级里最好的。他偶尔会去询问班主任及指导员，他的成绩在班级里怎么样，班主任及指导员都告诉他：“你当然是最好的。”当时吴宗敏听了很高兴，同时也激发了学习的积极性。现在回想起来，他意识到，这是他们的教育方法：“他会使得每个学生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吴宗敏是恢复高考后，复旦大学出国留学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本科毕业后，出于对学习热爱，他报名了研究生考试。在那份报名表的一个角落里，有一行小字写着：是否愿意作为出国留学代培生。开始吴宗敏没有填，他觉得出国是最优秀的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就在排队交表的时候，他和同学互相翻看彼此的报名表，有同学对他说，有人成绩不如你，他都填了。就这样，在交表前两分钟，吴在表上画了一个勾。
通过研究生考试后，吴宗敏本想留在复旦数学系读研，没有想到学校通知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去学习。那是中国教育部和德国签订的交流协议内容，连专业和导师都已经确定了。
吴宗敏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到了导师Schaback的研究方向――计算数学。一向不喜欢计算的吴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当谷超豪先生在德国访问时，吴宗敏恳请谷老是否可以通过关系帮助换一下专业；谷老却认为，既然已经签好了协议，再换导师是对导师的不尊重。
吴宗敏后来也想通了：“就像毛主席说的：共产党员好比一颗种子，把你放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 在1982年，复旦数学系一共派出了6名学生，分赴美、德、法留学。
出国前，吴的母亲哭了出来，觉得儿子一走，天涯海角就好像是永别。“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出国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还不是很清楚，是福是祸都不知道，”吴宗敏说，“当时觉得，留学就是去读书，毕业了就该回来。”
在工作分配制的时代，摆在留学归来的吴宗敏面前的，是五六个高校的聘书。他最终回到了复旦，因为在读博阶段，复旦的老师们在与他的日常联络中，都希望他能回来任教。在吴宗敏看来，上大学、读研、留学、再回国，这是很平常的一条路。
与吴宗敏报名考研不同，在度过了“最幸福的本科四年”后，应志良突然接到通知，说系里面要找他谈谈。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次谈话会将自己送出了国门。“当时根本没想过出国，只知道留学回来的人都是很优秀的。” 应志良说。
在那个年代，对于当时毕业生月收入不足50元的学生而言，25美元的托福考试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好在当时的出国留学手续常不齐全，语言考试也不是必须的，谷超豪先生为应志良写了推荐信，最终，应志良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
离开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的上海，在哥伦比亚的宿舍里，应志良和同学第一次见到了家用冰箱。开始时，他们分不清冷冻和冷藏的区别，把牛奶放进了冷冻室。不过既然是“从落后地方到了发达地方”，应志良很快就适应了纽约的生活。
从哥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应志良赴伊利诺伊大学任教。从中学生到大学教授，应志良觉得自己的这一切并没有什么计划，他用了“随机游动”这个统计学术语来形容他的经历。
就在吴宗敏等人出国留学的时候，李源潮以他所希望的教师的身份留在了复旦。入学前就是党员的他，很快就成为了班级团支书，而后又是数学系的团总支书。“做了五级团的书记，做了五个单位的党的书记；就此，这个书记就没再离身。”李源潮在访谈录中说。
在今年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上，李源潮携妻儿一同出席，77级同学还按照30年前毕业照时的位置，拍了聚会的合影。毕业时，李源潮站在了第二排最右边；现在，尽管摄影师请他站到中间，他也没有同意。“这是大家商量好的。”吴宗敏说。
吴宗敏还记得，入学时，他和李源潮分别选了寝室里靠窗的两个下铺，到了大二，李源潮主动提出与靠门口的上下铺同学换一下，由此李和吴成了上下铺，“李源潮睡上铺，他选了寝室里最不好的位置。”那时每次一起在外吃饭，吴宗敏总是会帮大家到窗口拿菜，李源潮则总是抢着买单。
在李源潮调任复旦团委副书记时，他的78级同学潘皓波接任了系里的团总支书记。在做学生工作的过程中，潘皓波读了很多报纸和文件，认为自己“和经济体制改革走得近一点”。他当时认为：改革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为了参加到改革中来，他创办了勤工助学，与11家单位联系了132个勤工助学的岗位，而后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复旦学生咨询科技开发中心。
当时，潘皓波还是一心想做研究。从复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他考入复旦信息管理专业读研。在一边读书一边任教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信息管理方面的教师缺乏实践，他便离开学校进入上海中旅集团积累经验。起初，他还抱着做几年就回学校的想法，却没有想到，在那里一干就是10多年，并自行研发了一套旅行社管理软件。为了让软件在全国范围推广，2001年潘皓波下海经商，并创立了现在的金棕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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