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法谈赵作海案:古今中外冤假错案难避免

　　最高法谈赵作海案：古今中外冤假错案难避免

　　11月13日15：00―16：00，十八大新闻中心将举办网络访谈活动，主题为“中国的司法公正”，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沈德咏，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胡泽君，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党委副书记杨焕宁，司法部副部长、党组成员赵大程与网友交流。

　　中国广播网记者：我想问沈院长，你们对个别司法不公的案件是如何纠正的？对司法不公的法官又是怎样追究责任的呢？谢谢。

　　沈德咏：前面我回答问题的时候讲到，个别案件的裁判错误是客观存在的，有各种原因导致法官认识上的错误、事实判断上的错误，以及法律适用上的错误，有的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了错误，首先要直面错误的存在。作为一个法官来讲，办了错案是应该感到耻辱的。

　　我刚才也说到，古今中外的司法制度之下，不可能完全杜绝司法个案的错误。比如河南的赵作海案件，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赵作海被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八年之后宣布无罪。

　　不光是中国有这种情况，国外也有这样的情况。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澳大利亚林蒂（音）谋杀案，这个案件在澳大利亚炒了几十年，著名的午夜婴啼案，事情发生在1981年，警方控告林蒂，这是一个女的，在露营地，杀死了两个半月大的女婴，并把她供奉给了她信奉的神，实际上有点邪教性质，露营的地方实际上是祭神的。1982年被判处终身监禁，事后证明女婴是被澳洲的野狗叼走了，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在附近连续发生过几起野狗叼走小孩的案件。但今年6月份被告人才被宣告无罪，前后多少年？30年。

　　我再讲一个台湾的案例，苏建和（音）杀人案。这个案件发生在1991年3月，当时王文孝、王文忠两兄弟被控杀死了一对老年夫妇，其中王文孝被判处死刑，并已经执行死刑，王文忠被判处两年八个月，他是从犯。在这个期间，王文忠供述还有苏建和等三个人参与作案，就把苏建和拉进来了，苏建和这个人先后被台湾的法院五次判处死刑，最终于今年8月31号由台湾高等法院改判无罪，前后20年。

　　我讲这几个案件就是想说明，古今中外冤假错案难以完全避免。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错案的发生，我们国家从诉讼制度的设计到司法工作机制，应当说都提供了必要的和有效的保障。从指导思想到工作规范，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从司法制度层面讲，我们国家是实行两审终审制，我们保留了死刑，对死刑是执行严格控制、慎重适用的原则，建立了死刑复核制度，这是我们国家独有的一项制度。同时，我们还有审判监督制度，通常叫再审制度，再审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个传统，但是我们国家的再审制度是最严格的。相对于一审来讲，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都具有法律救济的意义，都是为了防止以及纠正冤假错案所作出的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根据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可以通过人民法院自身发现，或者是通过检察机关抗诉，还有通过当事人的申诉，申请再审，对错误的案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再审，及时纠正错误裁判。

　　从法院内部工作机制层面讲，我们这些年来特别注重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建立有效的审判管理制度体系，来促进审判质效的提升，充分发挥二审、再审的监督功能，建立改判、发回重审案件分析通报制度，以及开展法庭庭审和裁判文书两评查活动，促进提高审判质量。完善司法过错责任追究机制，凡是涉及违法违纪问题的，严肃查处。如果因为司法能力不足，认识错误、判断错误，导致案件出现差错，也要根据案件的情况进行问责，同时要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司法水平。谢谢。

　　最高法回应办案效率慢:布鲁诺过400年才被平反

　　人民网

　　[主持人（陈文俊）]:各位网友，下午好。十八大新闻中心今天很荣幸地邀请到三位党的十八大代表，围绕中国的司法公正这个主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我们邀请到的三位党代表是：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沈德咏先生，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胡泽君女士，司法部副部长、党组成员赵大程先生。

　　[中国网记者]:您好，我是来自中国网的记者。我们的网友有一个问题是提给沈院长的。这位网友说，我们同事有一个案件，从立案到判决用了一年的时间，人民都说“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这样的一个办案效率是不是有一点太慢了呢？

　　[沈德咏]:谢谢你的提问。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这是一句西方的法律谚语，这句话意在强调及时实现司法正义、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但是辩证地说，这句话也看怎么理解。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意大利的两个案件，一个是布鲁诺，一个是伽利略，两位科学家都是因为宣扬日心说，反对地心说，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一个发生在400年前，一个发生在350年前，布鲁诺是判了火刑，伽利略是判了终身监禁，最后也是折磨致死，这两个案件都在1992年由罗马教皇宣布平反昭雪，大家认为这是正义的恢复，这个正义来的很迟，但是是非常必要的。

　　[沈德咏]:从中国的司法来讲，无论是公安、检察、司法，我们办理案件都是严格按照国家的三大诉讼法，也就是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还有一个海事特别程序法，我们通常讲是四部法律，关于程序的四部法律。这里面包括对办案期限的规定，我们叫审判的期限、执行的期限，都是有法律规定的，不是法官和其他人能随心所欲的。至于你说的这个案件立案一年还没有办完，可能因为各种法定事由，在审判期限里面没有办完，这种情况可能存在，但是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办完的。以2011年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去年是办了1.2万案件，我们审限内的结案率是95%，全国各级法院的审限内结案率是99%。

　　[沈德咏]:我们现在已经改变了按年度结案率的统计方式，因为年度结案率有一些弊端，我们讲的是审限内的结案率，这是按照法定时限来进行统计，全国法院达到99%，这还是高效率的。而且从世界上各国的司法来看，我们的效率也是很高的。

　　[沈德咏]:在英美法国家，如果有人要求一个法官必须一个案件在多长时间里面审结、办结，他认为这是一个干扰司法独立的行为，是要受到控告的，没有任何人有这个权利，需要多少时间审结案件是由法官自己考量的，当然我说的是英美法。我们国家严格按程序办事，现在法定程序里面有一些时限是需要扣除的。比如，司法鉴定，这就涉及到我们赵部长管的范围，司法鉴定的时限，如果一旦这个案件的事实需要进行司法鉴定，包括司法精神鉴定、建筑技术方面的鉴定等等，涉及到这些领域的，有时候花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这是需要依法扣除的。

　　[沈德咏]:虽然办案有期限，但是，我们要求每个法官都要尽最大的努力、最大的可能来加快办案的速度，提高办案的效率，因为老百姓打官司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甚至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所以我一般不会动员有矛盾纠纷的人动辄到法院打官司，因为打官司是有严格的程序规定的，大家看一下我们三大诉讼法，就知道这个程序有多么严格。

　　[沈德咏]:为了方便当事人诉讼，尽可能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我们采取了很多司法为民、便民、利民的方式，包括繁简分流的方式，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以及推行小额速裁的做法，都是为了提高效率。

　　[沈德咏]:通常讲我们提高效率，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支出，来实现司法公正。公正当然要确保质量，比如说繁简分流，简易程序要确保质量。如果是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也可以适应普通程序的，选择权交给当事人，由他来选择。因为简易程序相对来讲要简单一点。总的来说，据我所知，我们的司法效率在世界范围也是很高的。

　　[沈德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法院系统受理案件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像我们国家GDP一样，持续30多年增长，由1978年的61万件，已经增长到去年的1200多万件，是1978年的20倍。所以，现在在法院系统，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中心城市，案多人少的矛盾很突出，法官办案压力很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老百姓，考虑到当事人的切身感受，尽最大的努力，尽快让当事人从矛盾纠纷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