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国教育奇迹:教育大飞跃 支出仅次军费

　　以常理论，抗战期间山河残破，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出现倒退，也在情理之中。但事实却相反，恰恰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惊人的大发展、大飞跃。

　　这种发展，究竟有多大，又是怎么做到的？

　　抗战时期教育支出仅次于军费

　　抗战八年教育大发展

　　抗战八年，中国教育事业竟于战火纷飞中得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抗战爆发后，最主流的舆论意见是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

　　自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其所受日军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着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最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这种意见，在师生内部也相当普遍。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只可因战争做若干临时调整，而不能全盘改弦更张。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最能体现当日教育方针意见分歧的，可推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高度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蒋介石等人力排众议，认为国防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教育部为这场论战做出的最终“裁决”是“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换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张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务于抗战的意见。教育部如此决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其二，“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教育部如此决策，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认知关系极大。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陈立夫的意见，与蒋介石高度一致。在蒋氏看来，战时教育不仅仅需要满足抗战救国，更需要满足战后建设――1939年3月，蒋氏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说道：“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初等教育：以乡镇地方财政50%为主要经费来源；抗战结束时后方入学率维持在50%以上

　　因为年龄问题，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问题，没有被“战时教育方针论战”所波及。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义务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重点：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止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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