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正当彼得格勒逮捕几十位极为著名的俄罗斯学者时，正当知识分子被蔑视、排斥、甚至暴力对待，被塞进监狱，被置于“因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而变得蠢笨的白痴们的拳头之下时”，高尔基立即向列宁发出多封信件，表白自己的立场。他在信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要站在他们(被捕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一边，而自己宁可被捕入狱，也不参与--哪怕是默默地--对俄罗斯人民的最优秀、最宝贵的力量的杀戮。”(1919年9月6日致列宁)
中国也不乏此类光辉的范例。如屈原、谭嗣同、鲁迅等。特别是鲁迅，他在那大夜弥天、黑暗如磐的时代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脊梁精神，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永恒楷模;而郭沫若在类似的个人义勇行为方面，整个一生几乎等于零。
在这里，一定会有读者指出:“文革”十年是阴森可怖的十年，是暴戾无度的十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还要被批斗，死了连条短裤也没得穿;北京副市长刘仁镣铐双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狱中冻馁而亡;明史专家吴晗，头发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时，尸骨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彭德怀元帅一次被打断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声;贺龙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说真话的遇罗克丧了命;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在人人都可能面临磔刑，天上地下都是刀刺的时代，我们怎么还能要求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去作上下翻飞的海燕，去斗天斗地呢?我们怎么还好嘲笑他是“风派人物”呢?不要太苛刻，我们应该宽容，应该为他留点灵活周旋的人生空间!但丁也曾为了得以从流放地回到故乡，而向皇帝膜拜，果戈理为了缓和同沙皇贵族的矛盾，不也在《死魂灵》第二卷中进行道德说教吗?就是我们之中的什么“家”，什么“战士”，“谥号”美妙得很，在那时不也三缄其口，或“装死躺下”吗?你笔者本人又怎样呢?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环境中，谁也不要自吹自擂，谁也不十全十美。英雄豪杰有几许人也，现在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是否有勇气敲敲自己的天盖，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你比得上郭沫若吗?况且，李一氓也说，郭沫若的错误是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出现的!
是的，“文革”是诬陷成风、暴虐无道、丧失理性的时代，那时的权力无法无天，有无限的侵入性，弄得全国上下肃杀恐怖，人人自危，谁要想维护人的尊严，保有人的良心，做一个正直的人，他只有去自杀--像著名作家老舍一样去投湖，像翻译大师傅雷一样去吊死，像散文名家李广田一样自沉翠水……
这一切是否能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原谅郭沫若在“文革”中苟且偷生的态度呢?在国家危机、人民倒悬之时，每一“匹夫”尚有赴难献身的责任，而大任在肩的郭沫若为什么可以逃避呢?他为什么不学习高尔基，不学习鲁迅?为什么没有勇气“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点燃它，照亮黑暗中的路”?弥尔屯--这个盲者还敢于向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提出“个人不得独裁”的警告;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官吏还表现出“脱却乌纱帽，敢作南包公”的大无畏气概;普希金--这位曾在“这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宽恕和同情的伟大诗人，在沙皇的权仗之下，仍永不屈服、仍高高昂起他的头颅、挺起他的胸膛，愤然直言:“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一个奴隶，却永远不愿做个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面前。”而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员，受党的教育多年，胆量呢?“五不怕”的精神呢?誓词、宣言呢?逆境中更需要美德，更需要卓然高贵的品格，更需要我们敢于自我牺牲，他本人也表白过:“我不进地狱，谁进地狱?”“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言既出，如不兑现，如果洪水一来，只知道抢船;树叶一落，作鸟兽散，将以何面目立于天地间?
总之，不管于公于私，于家于爱，于子女于亲人，郭沫若的道德意识都很淡薄，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耀眼的人格亮点。他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他缺乏个性，缺乏操守，他进退行止的原则是个人利益;为了这种利益，他对环境总是一味适应。无论是新文艺主张的提出，还是对一些问题看法的改变，都是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这种适应，他变“为文艺而文艺”的思想为提倡“标语口号”，甘当“留声机”;为了这种适应，他在武训批判中违心地检讨;为了这种适应，他否定“百家争鸣”;为了这种适应，他对“言者无罪”的问题胡乱诠释。其他又如组诗《百花齐放》、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和难以数清的、言不由衷的讲话、文章、诗词等，无不是为了这种社会适应。适应成了郭沫若的主义，适应就是郭沫若人生哲学理念的第一准则。
郭沫若在职高位显之时，“也沾染了不应有的鄙俗、虚伪的感情和情绪”，(黄侯兴《论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一如他自己所说，他经常虚伪造作、装腔作势，带着假面具表演。
他精神衰变、颓败、常处于自我抑郁、苦闷、惶恐和忧惧之中。他虽是文化名人，有时却显得分外怯懦，分外可怜，分外可笑。在他的身上你感觉不到还有青春火焰的燃烧，还有勃勃的生机存在;他的脉搏似乎停止了跳动，胸间也消失了波澜起伏的激情;他像海边的沙石，被无数次的生活潮汐打磨得棱角、特色全无。他对公理、对正义，对于社会的责任，太缺少热情，太缺少道义精神，我们如要在他的整个人格架构上觅得一根熠熠生辉的“骨头”，真是难上又难。
在道德人格上，郭沫若的确没有突出的建树，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可贵遗产;但念及他在文学、史学、考古、文字学方面做出的成绩，还是应以宽容的态度，把恩格斯关于歌德的名言拿来，就算作我们对他的初步认识和小小总结:“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甚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他“生存在不能不蔑视的生活环境中，然而他始终被围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环境里面。而且年纪愈老，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
这个评价，也许最能安慰郭沫若的在天之灵，因为他生前常以歌德自况。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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