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高的中国“人情债”

　　编者按：经济学对于家庭生活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经济也曾有管理家庭事务之意;不过相关优质分析在中文领域仍属稀缺，尤其是和传统息息相关的“人情往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甘犁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结合相关数据，剖析中国“人情来往”现状与利弊，透视中国不同阶层人情消费的复杂动机。

　　古人有云：“来而不往非礼也。”人情往来本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是促进交流、加深社会凝聚力的手段。然而，这初衷本善的礼尚往来却日益畸化为庞大的“人情债”，人情支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大负担。

　　根据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的数据，中国户均人情支出(节假日和红白喜事支出，下文皆如是)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高达7.9%;农村家庭(以户籍划分，下文皆如是)更高，达11.4%。

　　笔者认为，传统的“人情往来”，已经演化成压在大众头上的一座大山，成了被强制消费的“奢侈品”。

　　或许对富人而言，一次大手笔的“人情消费”也许等同于添置一块瑞士手表或是一套名牌西服——是“身份的象征”。 “人情消费”的等级水平往往是划分社交“圈子”的依据之一。一个厚实的红包强而有力地传递着送礼人财力殷实的信号，从而帮助其被较高的社会阶层所接纳，进入“富人的圈子”。经济学中将这种消费行为称为“地位寻求”(status-seeking)。

　　当然，除了心理上的自我满足以外，加入这样的“圈子”还有可能获得更完全的市场信息，减少搜寻成本，扩大融资渠道等，有潜在的经济利益。从CHFS的数据中看，收入最高的1%的城市家庭虽然户均人情消费高达3.28万元，但只占家庭总收入的1.5%;收入前5%的城市家庭户均人情消费为1.91万元，占家庭总收入的2.4%;而收入处于前10%~20%的城市家庭户均人情消费即下降为6452元，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上升至5.8%，但仍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当然，富人的人情消费行为并非只是由寻求地位的动机所决定。人情事小，面子事大，“同伴效应”(peer-effect)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所谓“同伴效应”，即是指人们的行为往往会受与自己情况相仿的人群的影响;类似人们常说的“攀比风”。我们将家庭按收入水平划分为不同的人群，考虑每组人群消费的数量的相似程度，消费更为类似的组其“同伴效应”就更为显著。结果显示，城市中人情支出中最为类似的消费出现在收入水平处于前10%~20%分位数之间的家庭中;农村中则出现在收入水平处于前20%~30分位数之间的家庭中。对比之下，收入水平最高10%的城市和农村家庭人情支出量则差别很大。

　　因此，人情支出对于次高收入家庭而言，可能也不足以带来较为可观的收益，其消费决策则更多地参照他人，这“份子钱”，便往往是大家都差不多。对这部分家庭而言，人情支出城市占总收入比重为5.8%;农村为11.3%，尚可负担。

　　除了地位寻求和同伴效应之外，经济学中还认为人情消费行为有可能是一种风险共担机制(risk-pooling)。在金融体系不健全的地区，尤其是中国农村，家庭很难通过正规的金融市场进行跨期融资来平滑消费，只能通过人情往来进行自我保险。支付出去许多“人情费”，在未来某天面临婚丧嫁娶的大额开销时，便能回收回来贴补开销。

　　但是，对中国穷困家庭而言，人情消费可以称得上是辛酸的“血泪债”了。根据CHFS的数据，收入水平处于最低25%的城市家庭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45.1%。如此高的人情支出，任何自我保险、地位寻求等说法，都很难解释。那么，是什么驱使穷人们入不敷出也要去付“份子钱”，维系他们的社会关系呢?

　　答案也许很显然。人情债，还了，也许饿肚子;不还，下场更糟糕。

　　从数据中看出，低收入家庭的人情支出水平在进一步细分的不同收入群组间差别并不大。例如，收入水平分别位于15%~20%、20%~25%、25%~30%、30%~35%、35%~40%之间的城市家庭户均人情支出均在3000元左右;农村家庭户均人情支出则均在2000元左右。这样的金额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数目。穷亲戚、富亲戚，只要人情往来，便都是一个价，但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影响却是大不相同。以农村为例，收入水平位于35%~40%之间的家庭户均年收入为7846元，也许可以负担2000元的人情消费;而收入水平处于15%~20%之间的家庭户均年收入锐减至3096元，除去人情消费已经所剩无几。不付或是少付自然是不行的，违反了规定的风俗习惯也许会受到严厉的制裁。社交孤立是一方面，舆论压力更是难以承受之重。

　　即便是目前可以做到“遗世而独立”，待到家中子女即将成家立业之时，也不得不重新进入社会关系网络。普林斯顿经济学家Deaton认为，婚姻市场的竞争在处于收入低的家庭之间尤其激烈。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大程度取决于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为了营造好的口碑，维护与邻里乡亲的关系，从而将来为子女谋求好的配偶，这部分家庭不得不咬紧牙关支付高额的人情费用。如果将处于最低25%的农村家庭按照是否有适龄未婚子女(16-28岁)进行分组，结果显示，家中有适龄未婚子女的农村家庭户均人情支出达3139元，超出无适龄未婚子女家庭35.8%。人情支出在收入中的比例也超出无适龄未婚子女家庭16.9个百分点。

　　所以，再穷也要咬咬牙出了该出的份子钱，不出的话，邻里取笑，乡亲指责;不出的话，儿子娶不上媳妇，女儿出不去闺阁。人情贵吗?再贵也要给，砸锅卖铁也要给。近年来见到一些报道，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甚至卖牛卖地来支付“份子钱”，想必也是被人情“绑架”了。

　　人情贵，债难还。一声叹息，许多无奈。

　　对穷人而言，人情支出的逻辑背后隐藏着更为畸形的消费陋习。铺张的红白喜事推高了家庭的人情支出;因为怕收不回来，家庭便想尽办法以各种名义摆酒设宴，愈发铺张。人情消费和铺张之风水涨船高，带来的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一方面，这部分本可以用于生产的资源被用于扭曲的炫耀性消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极大损失;另一方面，日益膨胀的人情消费和婚丧嫁娶规模使得低收入家庭苦不堪言。Bulte和Zhang曾调查中国某偏远农村人群支出，发现三个行政村分别有41%、29%、20%的农民依靠卖血来增加收入。大部分农民坦言，他们不得不去卖血，这样他们才能给儿子准备婚房，办婚礼或葬礼，以及付份子钱。

　　传统习俗如果已经病入膏肓，或许就到了该被摒弃的终结点了。或许我们该找到新的交往模式，而不是依靠扭曲的消费行为苦苦支撑。笔者相信，我们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均衡，人与人交往并不需要金钱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