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的报人】
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成为执政党之前（甚至之后一个短时期），大多数中共党员都处于秘密状态，甚至在红色根据地或革命队伍里也是如此。所以，1948年赴港工作不久就远赴海外的唐纳，从未有过公开党员身份的机会。从一些涉及唐纳的回忆文字可以看到，他的政治面目并不清晰，但做着共产党人才会做的事情，而且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
解放前曾参与妇女运动的童礼娟写有《和许广平相处的日子》一文，说1946年春节过后不久，在中共地下党学委领导下，她和几位同志一起参与筹建上海妇女联谊会。许广平、胡子婴等被选为常务理事。为了扩大影响，妇联会要办会刊，因没有经费，开头用油印机印了两期，不够理想。许广平出面联系到《时事新报》的半个版面，党组织安排她去协助许广平做些具体工作。有一次，她应许广平安排到许家与马季良（唐纳）见面。“那天我比约定的时间稍早些先到，稍后，马季良来了，他中等个头，穿一身灰色西装，学者风度。我们就在前半间靠窗口围桌而坐，主要是许先生和马季良交谈，我只在一旁听着。许先生很谦虚，不时征求我的意见，我总是点点头。最后大家商定，副刊半个版面，一星期出一期，刊名为《妇女生活》，因已有《学生生活》、《工人生活》副刊，这样，可以保持名称一致。”文中提到，《时事新报》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所办，这个副刊的稿件刊出后没有稿酬，排版看清样等工作由她去报社处理。她又说：“《妇女生活》出了几期，许先生又联系到《联合晚报》，这次是许先生写了张字条让我直接去联合晚报社找主编冯宾符，冯和我谈了些具体事情，刊名为《妇讯》……”还说： “《联合晚报》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以民营面目出现的一张报纸，因是晚报，都是上午去报社工作。由于许先生坚持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编辑方针，因而这两个副刊团结教育了广大妇女读者。”
《联合晚报》本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报纸，而《时事新报》是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掌控的报纸。但由于唐纳任《时事新报》主笔，某些版面起到了与中共的报纸近乎相同的宣传作用。鲁迅夫人许广平是妇女界左翼领袖人物，其背后是中共地下党，唐纳与她的合作当然不是个人行为。前述居欣如的文章也提到唐纳进入《时事新报》之事：“唐纳当主笔，完全是受党的委派，他的直接领导人是文委负责人夏衍。夏衍要唐纳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把这张报纸作为一个很好的阵地，用来宣传进步主张。”唐纳能进该报主持笔政，凭借的是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先后同学的关系。该报有一次报道军人和警员在戏院互殴的丑闻，军警双方扬言要来砸报社，唐纳马上请出孔令侃出面周旋，始告平息。这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文宣机构的“潜伏”，类似事例不少。
唐纳在《时事新报》为时不长，因有些文章、版面的色彩偏红，引起后台老板的注意而被迫退出。他应邀担任《文汇报》总编辑，与总主笔徐铸成，副总主笔陈虞孙、宦乡及采访主任孟秋江等主持这份立场偏左的报纸，也有不少出色表现。最耐人寻味的一次，是在国共和谈彻底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前夕，1946年11月19日，唐纳突然乘火车由沪至宁，偕该报驻宁记者郑永欣去梅园新村访晤中共代表周恩来。据郑永欣的回忆文章《石头古城“逐鹿”记》所述，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唐纳只问了一个问题：周先生，您返延安，国共破裂势不可免，《文汇报》将何以自处？周恩来答道：“你们照常工作嘛，这要临机应变，倒是一个复杂问题哩。”郑永欣接着问：周先生此去何时回来，和谈之门有重开希望吗？周的回答是：我们希望越快回来越好，取决于国民党实现政协决议的诚意。从战场形势发展来看，大概明春，半年多以后也许可以与你们在南京再见。唐纳是专程而来，当晚即乘夜车返沪，并关照不发消息，要对外保密。这显然不是一次寻常的访问，从唐纳来去匆匆的经过看，更像是向周恩来作当面请示，讨教在环境恶化时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策略，彼此心照，互动默契。
据后来统计，当时《文汇报》编辑部内，有十六七名地下党员，来自三四个不同的系统，有的在组织内是上下级关系，但在报馆上班时却装作互不熟识，如陈虞孙与夏其言；也有的相互很熟，却又不是同一系统而无组织关系，如夏其言与唐纳。不用说，《文汇报》是一份特殊的报纸，唐纳则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报人。
【为香港《文汇报》创刊幕后牵线并出任总编辑】
唐纳的中共党员身份，是由与其两度共事的老报人徐铸成最先揭橥的，但起初用的是间接笔法。他1980年代初撰写的《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有一节“吴绍澍与《正言报》”，提到1947年5月《文汇报》被国民政府查封后，次年与吴结伴同游台湾，“事有凑巧，回沪不久，有一位党员同志从香港秘密到了上海，对我说，民革已在港成立，准备办一机关报，李任潮先生坚决要我去主持……”成立于香港的民革，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字任潮。此处提到的“一位党员同志”是谁呢？徐数年后撰写《我所认识的李济深》一文揭开了谜底：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被封后，“翌年春，老同事马季良同志（唐纳）忽由港来沪，对我说：‘李任潮先生他们已在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准备办张报，李任潮一定要你去当总编辑。’”两处文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只要略加比对，不难明白，前一书里的“一位党员同志”就是唐纳。
徐铸成有关香港《文汇报》缘起的回忆文字，有几个大同小异的文本。还有一个版本，顺带说到了唐纳当时从香港到上海的任务： “翌年3月（指1948年――作者注），正当我百无聊赖、‘甲胄生虮’的时候，忽然一天下午，来了个不速之客――马季良同志，他原是《文汇报》的总编辑，报纸被封后，出走香港的，怎么忽然回来了呢？我愕然良久。坐定后，他告诉我，此来是奉派护送华岗同志过沪去山东解放区的，‘顺便给你带来一个口信。’”这个口信，即前述“民革”已在香港成立，准备办机关报，李济深属意徐铸成前往主持。
文中提到的华岗，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8月成为共产党员，历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国共谈判时的中共代表团顾问，1947 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后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1948年春到香港治病，协助中共香港工委做统战工作……唐纳此行是为了护送他去解放区而路经上海，冒着一定的风险。这说明，他这时担当了秘密而重要的任务。因为前一年《文汇报》被查封时，唐纳、陈虞孙、宦乡等都上了黑名单，随时可能被捕，因而分头隐蔽或远遁他乡。唐纳当时回到苏州老家，不久就出走香港，此刻危险犹在，却又悄然潜回沪上。所以，徐铸成才“愕然良久”。
唐纳上海之行捎给徐铸成的口信，为正在寻求出路的《文汇报》部分同仁指明了方向。他还给准备赴港与“民革”商谈合作的徐铸成提供了张建良、夏衍的联系方式，专门交代通过张的安排即可见到潘汉年，正是潘在幕后主导“民革”与《文汇报》的合作。
按照唐纳提供的联系方式，徐铸成离沪赴港，先后见到了张建良、夏衍和潘汉年，还拜访了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等民革高层，代表上海《文汇报》顺利地洽谈了合作事宜。最终，唐纳不仅参与了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并出任总编辑，除了负责编务外，还为总主笔兼管经理部的徐铸成分担经济压力及对外联络。如果说潘汉年是整个方案的策划者，唐纳就是步步推进的落实者；即使称唐纳是迄今已逾花甲的香港《文汇报》的催生者，也不为过。2012年7月，香港老报人容若在《明报月刊》撰文称，香港《文汇报》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控股”的报纸，唐纳是“该报组班的幕后牵线人”。前一句尚可商榷，后一句无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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