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改变命运“压力山大”
如今“蚁族”们虽然大多不愿意离开大城市，但在热门国有企事业中任职的比例有所下降，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比例也在下降。
记者采访发现，成为“硕蚁”的研究生，一是家庭情况较差，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农村或者小县城；二是工作生活条件较差，由于没有找到理想的岗位，最后得过且过；三是心理压力较大，他们往往是农村父母的骄傲和希望，一方面提醒自己要从低做起，另一方面又害怕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对倾其所有培养自己的父母造成太大刺激。
“当初刚刚踏上社会时，我对自己的定位太高，总想着自己是研究生，应该找一份收入高、待遇好的工作。”刘俊说，到了现实生活中，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刘俊和大多数“硕蚁”一样都低下了头，从最低层的推销工作干起。
他们的这种状况也与廉思根据他的团队调查的情况一样：如今“蚁族”们虽然大多不愿意离开大城市，但在热门国有企事业中任职的比例有所下降，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比例也在下降。而他们在找工作过程中更注重的就是待遇，他们也愿意从事高强度、工作压力大、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只要能够给予较高的待遇。但是随着“蚁族”的增多，较高待遇的工作也不容易找了。
然而，传统世俗的观点却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对于一穷二白的家庭，一个研究生承载了家里想要改变命运的全部希望。
刘俊告诉记者，他家在江西农村，家里为了他上大学省吃俭用，希望他毕业能成为大城市的医生。本科毕业时大城市医院根本就进不去，只能考硕士，但是他硕士毕业后发现家乡地级市医都进不去了，如果回县级医院或者乡镇医院，药理专业用不上且待遇低，自己接受不了家里人也接受不了。所以他只好“漂”在广州，虽然赚钱只够自己生活，但父母常在乡亲面前炫耀自己儿子是在广州大医药公司做经理，也非常有面子。
“苗卫芳的父亲之所以自杀，也是这种面子思想害的，望子成龙的认识误区让他们认为上了硕士就应该有收入高、待遇好的工作。”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罗明忠教授分析，苗卫芳父子所规划的人生之路是：大城市生活，特别能赚钱的工作，要出人头地，但常常事与愿违。
事实上，读研究生如同读小学、念中学、上大学一样，不过是储备知识、打实基础、练就本领的过程，就业成才还要靠胜任实践和适应社会的现实能力。“从苗卫芳的求职经历看，其就业目标只定位于‘铁饭碗’这种挑剔择业的心态正是其就业悲剧的根源所在。”罗明忠说。
他认为，退一步讲，即便是“研究生种地”，也并非简单意义的“回到原点”。“在猪肉价格飞涨的那些日子里，不是曾有大学教授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养猪吗？即便是果真‘种地’，同样可以搞科学种田、多种经营。华农的很多毕业生都从农村最基层干起，现在有不少人成为镇长、县长。”
知识转化为能力技能
才能改变命运
市人社局副局长何士林：
曾几何时，“知识就是力量”鼓舞了多少寒门学子发奋读书，跳出农门，即便在包分配的教育体制已被打破的今天，“高学历”仍然是农村娃改变现状的人生梦想。但是，上学不等于就业，“高学历”不代表有能力，这是人们不得不直面的社会现实。
“我笃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但只有社会需求量大的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何士林说。
他认为，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对于中国整体来说是与国际接轨的好事，然而对于大学生个体而言却充满困惑。因为学校固定的培养模式、家长的观念意识、学生的自我定位、社会的传统观念、社会对普通劳动者的保障力度等，都会影响学生对自己的定位。“社会是不需要大量的‘历史学硕士’，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厅长、处长，但需要许许多多掌握了技能的人才。但很多人认为读了硕士，厅长、处长的位子就等着我了。”
何士林分析，目前的学校教育偏重于教学生“是什么、为什么”的知识，却疏于让学生进一步掌握“知道怎么做、怎么做得好”，使学生们难以养成知识的创新能力。
他认为，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在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教人以社会需要的一技之长。然而现行的教育有时完全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把教育与读书划等号，读书与考试划等号，高分与成才划等号。教育沦为与考试有关的知识的灌输。死读书，读死书，让这些“硕蚁”只有知识的累积，却缺乏创新的能力，很难在社会和工作中有大的作为。“美国大学生创业率达20%，而中国大学生仅为1%。这说明什么呢？那就是学校没有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知识没有转化为能力。”何士林表示。
何士林认为，在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情况下，研究生教育还是应该保持精英化，不能过大扩招，“大学就不了业读硕士，硕士就不了业再读博士，但社会需要多少博士呢？这不仅浪费了国家的教育资源，还误人子弟”。
他建议研究生，要有关于人生设计、生涯规划的知识与素养的积累，在学习大量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学会一门技能。
■周刊速评
反思“硕蚁”现象
随着研究生的扩招，“硕蚁”正成为一种带有趋势性的现象。我们看到不仅农村孩子读了硕士找不到理想工作又不愿意回家乡，最后成了“硕蚁”一族，也有不少城市学生拿到硕士文凭高不成低不就，干脆宅在家里，成为啃老的“硕蚁”。
在中国，读硕士往往被解读为通往更高社会地位的通行证。然而我们看在以年均增长20%多速度扩招之后，虚幻的梦想破灭了。
不仅广东省高校研究生就业持续七年低迷。最近中国传媒大学科研机构发表信息，指出中国研究生的就业出现困境，46.3%的文科毕业生学非所用，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中国的研究生整个招生与培养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不然众多研究生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无谓地消耗，国家的教育经费被白白浪费。
我国硕士培养目标参照苏联的副博士学位，3年时间要完成修课与论文写作，基本上失去了实践的机会。只是10年前我国的研究生人数还很少，一般研究生毕业都有机会进高校做教师或成为国家公务员。随着硕士研究生招生大跃进，目前在校研究生人数已经相当于10年前本科生的规模，造成研究生做不成研究，而公务员考试 “独木桥”淘汰又率高。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研究生的类别有多种，主要是学术型与职业型明确分工，每个进入到研究生阶段的人都有一个明确清晰的个人定位。虽然我国借鉴了他们是职业型研究生培养制度，出现了MBA、法律硕士这种新型的培养学位，但在富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之下，我们的MBA、法律硕士成为学术性研究生的调剂与补充，很多考生在没有实力考上企业管理与法学这些学术型研究生时，不得已花更多的钱读这些门槛更低的专业。而像MPA、教育硕士这些非脱产型的职业型研究生就成为一些高校文科院系创收的主要手段，职业型研究生基本丧失了职业特性，所以研究生就业路非常窄。
一位专家曾说，我们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根本没有做科研。理工科院系由于专业的特点，研究生可以帮导师打个下手，说难听些就是廉价劳动力，而文科的研究生连做廉价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完全处于没有科研可做又失业的状态，除了上与本科生形式相同的课程外就是放羊，大把的时间在网游与韩剧中度过。而大多数人只知道读了研究生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于是本科生们盲目报考研究生。
而那些刻苦的研究生也是做着大致相同、观点陈旧的论文，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学到的大量知识并不能转化为能为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时，学到的知识是得不到更大的回报的。
微软公司原全球副总裁、谷歌中国创始人、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复认为：“受高等教育的时候既是学生可塑性最强的时候，也是学生最容易被误导的时候。学校除了要培养高智商人才之外，还必须培养人品好和有团队精神的人才及做事能力。否则走出校门的人才很可能成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畸形人才。”
由苗卫芳毕业以后所遭遇的种种困厄来看，他是不具备这样的素质，更可忧虑的是，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许许多多只知道写论文的硕士在步入社会之后共同面临的问题。
知识是理性的结晶，理性可以认知世界、改变世界。人们经过后天学习及实践所形成的那些品质，交往能力、表现能力、处理事物的能力，但我们很多硕士读了出来整个人都呆了，这些能力谈何容易，因此他们没有强大的竞争力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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