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福”的理由
9月19日，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发布中国幸福城市排名，8月19日，央视发布省会城市幸福感排名。
在这两个榜单上，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合肥、太原、广州和拉萨、太原、合肥，多为二线城市。此前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201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北京、上海在100个城市中，分别位居第96位和99位。
舆论认为，大城市高房价和压力是主要原因。
邢占军教授不赞成这样的排名，“不同城市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等没有可比性”。
不过邢占军也承认，中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更强。大城市的城市病突出，节奏快，压力大，交通拥堵等，都对幸福感影响很大。
央视调查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先后是，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婚姻或感情生活状况。
收入是一个相对因素。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大源介绍，当人均GDP超过3.7万元，收入对幸福感的提高作用就逐渐减弱了。
邢占军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对山东省7年的检测分析显示，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同步增长。
他的另外一项针对北京、沈阳、西安、杭州、广州、昆明6个省会城市居民的研究显示，居民幸福感没有随地区富裕程度提高而提升，相反，一些收入较高城市居民的幸福水平却相对较低。
不过，就个体而言，高收入群体幸福感高于低收入群体。
邢占军还对某沿海省份调查，结果显示，干部群体幸福感最强，其次是私营企业主等新兴群体，工人农民幸福感低于平均值，城市贫困群体幸福感最低。
在湖北省委党校教授何正欣看来，社会公正与否，对幸福感影响很大。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教育卫生资源分配不均，腐败问题，都在影响幸福感受。
“指标”衡量幸福
提出“幸福”口号的地方，对幸福的理解并不统一，这也使这些地方制定的目标各异。
在提出“幸福江阴”之初，江阴的初步目标是，到2010年，人均GDP在2005年基础上翻一番。
江阴还提出力求“个个都有好工作，家家都有好收入，处处都有好环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
北京市平谷区提出的“幸福蓝图”，最显著的特征，是含12年义务教育在内的18个“免费”、三公经费公开等18个“百分之百”，另有18个“全覆盖”。
湖北省在编制幸福指数统计指标体系时，把影响幸福指数的要素归并为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家庭状况、职业状况、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环境条件7个方面。“作为施政目标，各地对幸福的理解有很多公认的内容。”何正欣归纳为，经济持续增长、民生投入增加、保障公正正义、保持社会稳定。
“政策层面的幸福，不是生活中抽象的个人感受。”邢占军更愿意将“幸福”称为“生活质量”。它包括个人的幸福感受，还包括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这些可以通过分解指标，进行量化，而政府的政策，对这些指标进行积极影响。
邢占军在研究上将幸福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内容。
邢占军从2009年开始承担国家统计局的一个项目，项目把构成幸福的客观指标分为，健康与基本生存福利、经济福利、政治福利、社会福利、文化福利、环境福利等内容。
“主观幸福感”邢占军分解为人际适应、家庭氛围、社会信心、目标价值等10项体验。
不会取代GDP指标
邢占军认为，在政策层面上的“幸福”，应该有一套完整评价体系，对幸福进行测量。这个体系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架构。
2006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称，中国今后将推出幸福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介绍，在国家层面，国家统计局尚未正式开展幸福测度工作。
江阴较早构建了“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核心指标数据包括客观和主观评价指标，分别占60%和40%权重。
客观指标，与传统GDP考核指标不同。时任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说，GDP指标减到最少，取而代之的是民生指标。主观指标，重点反映市民幸福感和满意度。
2011年公布的《幸福广东指标体系》，也由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构成，前者包括职工平均工资、农民人均纯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指数。主观测评包括个人发展、生活质量、精神生活、社会公平等。
2006年以来，各地陆续发布幸福指数。这一指数甚至一度被认为将取代GDP指标。现在，这种揣测被政界和学界双重否定。
马建堂日前表示，“我们需要的是超越GDP，而不是抛弃GDP。”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幸福指数编制只能描述集体幸福，有时指数发布出来老百姓并不认账。
幸福广东指标体系编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徐建华坦承，该体系最终获得的数据并不能完全说明大家的“幸福”程度。
“幸福”助诊施政问题
在何正欣看来，在满足基本温饱之后，民众会对主观感受要求更多。多个地方将“幸福”纳入施政目标，是党政机关与民众需求的合拍。
邢占军认为，各地提出“幸福”口号，是对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反思。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应该更加关注人的主观感受。
这一做法，也与国际潮流“同频”。今年6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今后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决议说，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项基本目标，幸福和福祉是全世界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目标和期待，在公共政策目标中对此予以承认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该怎么理解幸福，探讨并不深入。”邢占军说。
他认为，央视节目“你幸福吗”的提问引发了讨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太抽象，没有标准答案。
抽象概念大面积进入施政目标，邢占军最担心的是“概念陷入空谈”，不顾地方实际或者毫无实在内容。
此外，研究者担心，一旦幸福指数与政绩挂钩，数据就有造假的可能。而若在民众主观感受指数上注水，极易引发反感。
在多位研究者看来，幸福指数的更大意义在于“诊断”，帮助政府发现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 北京报道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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