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出格。她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有时叫工作人员把3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不是盖着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色的布。
江青在全国各地居住的房间室内的光线都很暗。特别是在上海的房间,室内的各种色调更加适合江青的要求。诸如灯光、屋顶、墙壁、门窗、地毯、窗帘以及各种家具都是绿色的。打开灯以后,好像进了威虎山的威虎厅。如果我们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儿害怕。可这非常适合江青,她觉得非常舒服。
但是,她在公共场所会见外宾、接见红卫兵时,摄影记者给她拍摄,聚光灯骤亮、强光照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时,她一点儿也不怕,还兴高采烈地鼓掌、讲话。
江青对同一事物的“四怕”和“四不怕”是受她的情绪支配的;况且,江青这个人神闲气定的时候又极少。但是,江青有病也是真的,在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大多数都知道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从1949年到1956年,江青前后4次到苏联去治病。
第一次去是1949年4月初。江青得的扁桃体炎,高烧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她静养了7个月,于11月回到北京。
第二次去是1952年的初秋。江青得的肝炎,肝区疼痛,发高烧,用青霉素消炎治疗,大约治疗和休养了11个月才回国。
第三次去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宫颈癌,在莫斯科进行治疗,不久回国。
第四次去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宫颈癌恶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医院里。她这次的病很重,身体衰弱,情绪很不好;白血球降到 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险。在给她做放射治疗时,一边输血一边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脱离了危险。她吃不惯苏联的饭菜,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飞机运去了活鱼、香蕉、苹果、茄子、西红柿和其他新鲜蔬菜。在她情绪比较好的时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夫人发出邀请,江青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的夫人坐在江青左右,宴请她并谈她的健康问题,江青面带微笑。回到别墅,江青觉得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吃饱,坐下来又吃中国可口的饭菜。
文革期间,江青曾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过,“我经过那次放射治疗以后,把我的内分泌全部破坏了,造成了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很痛苦。”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经常谈论,江青为何有“四怕”?大多数同志认为,江青一是心态不好,二是因病所致,三是有时故意刁难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江青 随心所欲独往来
林彪说他自己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其实江青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她可以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像候鸟一样自由地飞来飞去,享尽快乐生活。春天到上海,夏天到青岛、北戴河,秋天在北京,冬天去广州、海南岛、杭州。她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郑州、广州、海南岛、杭州、青岛、北戴河、长沙等地都有住房。
1970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天气比较寒冷。11月11日晚上,江青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在海南岛,天气暖融融,到处鲜花盛开,遍地是成熟了的又甜又脆的无籽大西瓜,她吃了一块又一块。她一觉醒来,向护士讲述所做的梦,又叫我立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并报告周总理给她安排专机,要求当天下午就到海南岛。因为她外出时带的东西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不及,飞机也要检查,劝她多给一点儿准备的时间,明天再出发。可她执意下午必须到达海南岛。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打扰周总理,请总理说服她明天再去。
总理对她说:“我中午通知空军准备飞机,你下午就要走,连检查飞机的时间都没有,在飞机安全上没有把握。为了保证你的安全,还是明天动身的好。”
江青听了总理的话以后,怕飞机出事故,有生命危险,也只好焦急地等待第二天。
第二天下午,专机终于降临在和风徐徐、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海南岛。
江青一走下飞机,就直挺挺躺在停机坪旁的草地上,面朝天空,闭着双眼,四肢张开,高兴地说:“北京的天气太冷,最近又下了一场大雪,在户外活不方便,这里多好啊,我又复活了。”
江青第一天晚上睡觉时做梦在海南岛,第二天就真的到了海南岛,所以我说她是特殊人物。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听康生、叶群说:北京红卫兵的抄家物资存放在北京文物管理处,中央领导人可以去那里任意挑选,象征性地收点钱。江青听了以后,多次约上康生到文物管理处,将大量的贵重物品据为己有。其中有明清时代的文房四宝,还有各种书籍。
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叫跟随她一同到广州的吴法宪用空军的一架专机从北京运到广州。
她住在广州市的珠岛宾馆时,听到珠江航道上机械运输船航行时的马达声,就立即把吴法宪叫到她的住地,叫吴通知广东省委,凡是机械船舶全部停航。她听到远处一家造船厂的敲打声,又唤吴法宪到她的住处,令其通知广东省委,造船厂立即停止生产。
同年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非要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吴法宪叫空军派了一架大型运输机,从北京起飞到青岛把那个卧榻运了回来。
1971年的春季,有一天,江青叫我打电话给吴德,她说:“我工作太累了,需要转移转移精力,让吴德同志了解了解有什么花卉可以拍照。”吴德了解情况以后,给我回电话说:“我听说景山公园的牡丹有特色,据说还有稀有的墨牡丹,请江青同志到那个公园活动活动。”我说:“可以,我报告江青同志以后,请她决定去与不去。”吴德问:“如果江青同志决定去的话,请谁去陪她呢?”我说:“请你定。”他说:“那就请万里同志去吧,他对北京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又是山东人。”我说:“可以,由你决定。不过,请你提醒万里同志一下,请他只跟着江青同志游览,尽量少说话,她不问什么话就不说话,言多必失。因为他不了解江青同志,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德说:“好,你提醒得好,很有必要,谢谢杨秘书。”
我把吴德的想法报告江青时,她说:“好,那我就到景山公园去拍照。吴德同志不懂花卉,那不叫墨牡丹,那叫黑牡丹,你现在就去看一看。你看了以后觉得那个公园不错,有可看的,有可拍照的,有可玩儿的,我再去。”我到了景山公园一看,果然不错,那里树木多,花草多,牡丹园面积大,花型大,鲜艳夺目,品种繁多,有四五十个品种。我为了使江青听得清楚,看得明白,就把这些品种从每棵牡丹旁边竖着的品名标签上抄下来,拿回来给她看。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打座机都不方便,同时也是出于保密,我跑回钓鱼台向江青报告了。江青说:“我累了,今天不去了,明天一早儿去,那时,牡丹花上、叶片上有露水,照出来好看,晶莹透明,你告诉吴德同志我明天去。”
第二天,江青兴致勃勃地到了景山公园,精心地拍照了很多张牡丹花彩照。拍照了牡丹,她又说:“我要爬爬山,活动活动筋骨。”她是从东边的台阶上爬的,爬了十几个台阶,一抬头看到了明朝皇帝崇祯上吊自杀时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旁边还立着一块介绍崇祯上吊的牌子。江青立刻大怒,冲着陪同她的万里发了大火。她说:“这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这个歪脖子树都死了,你们还留着它,像老祖宗一样供奉它,你们是不是想纪念崇祯啊?你们是要封资修的,还是要社会主义的?给我马上刨掉。”万里看她发那么大火气,没有说话。
江青从景山上下来,上了汽车还在唠叨:“这个万里,完全是孔孟的那一套,他是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
那棵歪脖子树本来是历史的见证,已经保留了几百年了,成了文物,可是江青一去,随便一说,说刨就刨了。江青的位高权重,说一不二,吴德、万里他们拧不过她。那个时候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比较差,更没有文物保护法,谁的官大,谁说了算。现在看来,刨掉那棵树太可惜了。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