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鱼海区图里有这个地方”
原本，中国人去钓鱼岛海域打鱼并不是一件如此费劲的事情：隋朝的时候，隋炀帝出使琉球国的使臣就途经过钓鱼岛；明朝戚继光也曾在这里设防抗倭；清代沈浮的《浮生六记》之《海国记》中记载至少在清朝嘉庆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中国的领土了。
《海国记》里用55个字记载了1808年沈浮眼中的钓鱼岛：“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
今天，仍然会有渔民可以描述他们心中的钓鱼岛。曾和詹其雄父亲同船打鱼的张老伯说那就是一个荒岛，没有什么特别；福建林德的老陈印象中的钓鱼岛只是一个轮廓，模糊不清。
同样的记忆也存在于浙江的渔民头脑中。宁波石浦镇的船老大老吴说自己在三四年前去过那里的海域。“当船员说那里就是钓鱼岛，我就出来看了一眼。就是一个小岛，隐隐约约的。”老吴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兴奋，“只有一种新鲜感，听说过这个地方，我们的捕鱼海区图里也有这个地方，今天第一次见到了。就这么简单。”
然而，无论是张老伯还是老陈，抑或老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那里的马面鱼特别的多。
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的退休老船长、81岁的程瑞祥在这个9月曾经对媒体描述过钓鱼岛海域属于深海，因此那里的深海鱼类，特别是马面鱼数量庞大。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福建、浙江等省的国营捕捞船队就经常前往钓鱼岛海域捕捞这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深海鱼。
每年太平洋黑潮流经这里时，会带来大量的鱼群。那个时候，中国渔船主要集中在钓鱼岛的东北面和西北面作业。“那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时刻。”程瑞祥的同事、80岁的韩林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每网撒下去都能捕到上万斤的马面鱼。最多的一次，他们一网捞了8万斤。
曾经很远的钓鱼岛
程瑞祥和他的同事在钓鱼岛周边捕鱼的时候，宁波石浦镇的林永法只是听说过这个地方，但从来没有去过。今年62岁的林永法，铜钱礁村人，从 1968年开始上船打鱼。与程瑞祥这些人不同的是，林永法驾驶的不是远洋大轮船，而是木制的拖网船。那个时候，渔船上只有一个半自动的拖网机，起鱼网的时候几乎全靠渔工们往上拽。
林永法说，那个岁月浙江一带去钓鱼岛捕鱼的通常是国营公司的远洋轮船，以及福建一带的渔民，而众多的浙江渔民则是在近海一带捕鱼。林永法最常去的渔场就是临近的渔山渔场、舟山渔场。
“四五个小时就可以回来。”林永法说那时捕捞最多的是黄花鱼、带鱼以及马鲛鱼。林永法记不住那个年代自己每船能打多少鱼了，但是无论多少都要卖给生产队。他记得那时一年的收入是1000元人民币。“一斤带鱼才2毛钱”，林永法说他们唯一不愁的就是“这里总有鱼打”。
1988年的时候，林永法和十几个亲戚朋友合伙出资了50余万元人民币，承包了一对拖网船，开始为自己打鱼了。他们的生活开始逐渐好转了，从木板平房到砖瓦房，现在他搬离了小岛，住进了百余平方米的楼房。
然而他出海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从五六个小时，到七八个小时，从一天到几天，乃至半月；航程也越来越远，从近海到远海，从舟山渔场到临近钓鱼岛近百海里的海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捕鱼，近海的鱼不够打了，只能到远处去找鱼了。”林永法说。
钓鱼岛，变得很近
老吴今年38岁，他是1995年开始加入这个行业的，现在有一对30余米长、6米宽的灯光诱捕船，船上配备了自动液压网机、导航仪、捕鱼雷达，2000年以后还配备了海事卫星，每条船成本在五六百万元。
船越好，捕捞的鱼就越多，而海里的鱼就越少，他们也就走得越远，于是也就需要更好的船，需要捕更多的鱼……老吴说自己最远到达过韩国的济州岛海域。然而随着中韩渔业协定过渡水域有效期的结束，2005年6月30日以后，中国的渔民也就无法再到那里去捕鱼了。
“近海没鱼了，远海的范围也开始缩小，渔民可选择的地方越来越小了。”老吴当年就是跟着鱼群来到了钓鱼岛附近海域。他说如果钓鱼岛变成日本的，渔民们就又会失去百余海里的打鱼海域，“渔民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鱼来了，地没了，我们只能看着了。”
“我们就是随着鱼走，不会刻意去钓鱼岛，那里只是我们的一个选择。”老吴说。
鱼，是老吴的经济命脉。他那五层小楼、自己开的车子、孩子的学费，都是靠打鱼挣来的。他算了一笔账，修船包养需要十余万元，出海一趟保存鱼用的冰块需要1.5万元左右，每天耗费一吨半左右的汽油，每吨汽油8000元人民币左右。此外，一名最普通的水手工资每月7000元到10000元。这些全部要靠海里的鱼来负担，“你说我需要打多少鱼？”老吴说。
老吴是7月份出海的，因为没有挣到钱，这个9月，他没有再出去，想观察观察其他渔民的情况再说。不过，他并没闲着，东转转，西逛逛，开着他那辆“斯巴鲁”的日本车，在这个正在发展旅游业的小镇上寻找着新的投资机会。（应受访者要求，部分渔民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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