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激动谈饿死人:活人能不揭 死后下一代要揭

　　【核心提示】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刘少奇还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

　　本文摘自《书摘》2005年09期，作者：郭德宏 林小波，原题：“三年困难”与中央上层的尖锐分歧

　　刘少奇激动地对毛泽东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可以说，刘少奇是党内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 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 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当发现1962年财政预算中存在三十多亿元的赤字时，刘少奇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 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同 时，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刘少 奇还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形势，处于经济工作调整第一线并担任“瓜菜代”领导 小组组长的周恩来最为清楚。1960年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全 国性的粮荒，周恩来和陈云冒着政治风险，决定进口粮食，以纾民难。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结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 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刘少奇插话说：“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 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问题是跌痛了没有”。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痛了。”他认为，工作中出现的 这些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因此，当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到中国的严重困难时，周恩来客观地回答说：“我们钦佩你公正的判断。当然你看到的是好的 一面，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也许你没有说，也许你还没有发现。”

　　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周恩来向赫鲁晓夫告别时说：“目前，我们国内还很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灾荒，这一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 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参加了福建组的讨论。发言中，地方干部反映了许多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以及党群关系紧张等情况，周恩来充分肯定这些发言“都是很 健康的”，对他们的发言“都要尊重”。他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并且他还作了 “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切中时弊、感人肺腑的发言。西楼会议期间，周恩来非常赞同刘少奇对形势的看法，他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 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料到。”他还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作为党内为数不多懂经济的、被毛泽东 誉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陈云，也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们讲话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 的党籍，找我好了。”

　　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 有讲话，但于2月8日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指出：“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 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讲话中谈了发扬民主问题，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句话，未 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到河南、湖北等地检查工作，看到中原 大地赤地千里、灾情严重，群众衣不暖食不足，处境异常艰难时，沉重地说：“浮夸风给人民带来这样大的灾难，我们真是对不起人民啊!”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 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认违背了客观规律，认为“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得头破血流”，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 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同时，毛泽东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 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隙可乘”，“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 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1960年11月 25日甘肃省委向中央写出报告，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当而且必须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了两 遍，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并检讨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的”，“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在七千人 大会上，毛泽东又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 负责的应当是我。”

　　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 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 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在 周总理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他又形象地说：“现在是退到了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会议结束的那 天，他还书写了唐代诗人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赠送中央常委 各同志。可见毛泽东的乐观心情了。1961年12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在无锡听取江苏、安徽负责人的汇报时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 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 又说：“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前几年有点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兴些了，因为在农村搞了《六十条》，工业搞了《七十条》，还提 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些具体政策都见效了。”他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话时，表示1962年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的工 作，大抓一年，工作要一天一天上轨道。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察，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讲的都是形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较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