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每天出工，到了劳动场地，先进行 “雷打不动”的“班前学习会”，这个学习会十分钟就结束了，一起身拿起工具，娱乐活动就开始了。最常见的娱乐是谈性交、 性骚扰和打扑克。每个人都有夜间的故事，聊起来不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还带露骨的表演。我不由得暗笑，“学习会”上与会后的反差和背离，达到了登峰造极 的荒诞无稽。
“文革”时期红色海报（资料图）
本文摘自《亲历历史》，作者：张贤亮 杨宪益等，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我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注释中读到，“一个人不能以同一个罪行判处两次”，可是那是资产阶级法律，无产阶级法律好像不是这样，不但可以将人的同一罪行判处 两次，还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后面一次的判处中将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的罪名从“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 在临近春节时，被一辆吉普车从南梁农场又押回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其实，对这样的判处我还是很庆幸的。因为1958年在西湖农场第一次劳改三年，至1961 年释放到南梁农场就业以后，我仍是以一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农工一起劳动的。像一只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觅食一样，时时刻刻 的提心吊胆可想而知。在劳改队里面，大家都是羊或大家都是狼或狗，谁也别说谁。你是羊我也是羊，你是狼我也是狼，你是狗我也是狗，我有一种用别人对我的态 度来对待别人的本能，因而送我进劳改队我倒仿佛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应付自如了。是的，劳改队已成了我的家，或说是我天生就应该生活在劳改队里面，就像蜗 牛就应该生活在它的壳里。
我记得1966年夏天，劳改队外的社会上文化大革命闹得很凶的时候，一天，我正在稻田里薅草，劳改队长在田埂上慢慢踱到我身边说：“你在这里真走运！你知 不知道银川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展’里还贴着你的《大风歌》哩。你要是在外面的话，非把你拉出去挂大牌子游街不可！”我立起腰心存感激地朝他嘻嘻笑。我确实 感到很幸运。后来我才知道那次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成就展”是宁夏“走资派”举办的，展出我的《大风歌》，为的是企图证明“文化革命”在宁夏已经进行过并取 得“成就”了，以此来抵制这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倘若我在社会上，肯定会受到“走资派”和“造反派”交叉火力的攻击。
可是我在劳改队的好景不长，遗憾的是只判了三年，1968年春节前到期，我第二次劳改释放后又回到南梁农场。果然如劳改队长说的不走运，一回南梁农场我就被“群专”，等于没有释放。
“群专”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专政”的简称。“文革”中，每一个机关单位工矿学校都把各自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集中起来管制劳动。劳动改造成了全民必修 课，全国遍地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劳改队，俗称“牛棚”。听来似乎是全国养殖业大繁荣，其实是杂七杂八的“牛鬼蛇神”统统关在一起，每天由革命造反派带出去无 休止地劳动。
劳改生活我早已习惯了，进了“牛棚”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劳动而已。但这种“牛棚”对我来说真感新鲜。1965年将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及一些队 长、政工人员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里，天天被拿枪的造反派押着劳动。这里必须补充一句，我1965年从南梁农场押走的时候，南梁还是属于农垦部门管理 的国营农场，1968年回来，它已经改制为军垦单位，成了兰州军区下辖的农建十三师第五团，生产队组都改成连、排、班的军事编制。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武装 连，革命群众都配备有枪枝弹药，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绿军装。原来被管的管人了，原来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气的挎枪的武装战士管。孔夫子的古训整个颠倒 过来，成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确实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文革”时期红色海报（资料图）
让我诧异的还有，被看管的干部劳动起来比我认真踏实得多。我早已在劳改队里练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们不，他们比革命群众劳动还积极，人人都可评为劳动 模范。认罪的态度也比我好。从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斗和大字报上来看，他们的罪名好像比我还重。经过1960年全国范围的大饥馑和《资本论》的启发，我的思 想已开始有所觉悟，饿死了上千万老百姓的社会叫什么“社会主义”？！认识到错的不是我而是当局，这点我已写进了小说《我的菩提树》。而这些“走资派”不论 在批斗他们的会上或会下，个个都低头认罪。尽管他们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认的，因为那可是“反对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点是人们犯的任何罪错都直接 与“反对毛主席”挂钩，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我的“右派”罪行虽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没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家。而听 听他们罪名下的罪行，不过是执行了农业生产的一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种种正常的生产管理今天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管、卡、压”，当然等于反对毛主席了。更让 我长见识的是，只要他们低头承认“反对毛主席”这项重罪，革命群众好像就心满意足了，并不会根据他本人承认的罪名给予判决，立即拉出去枪毙。在批斗会上呼 叫得震天响的各种令人惊心动魄的血腥口号，表现出革命群众获得胜利的欢快心情。每次批斗会的内容都一样，并不能批出什么新鲜材料来。可是尽管如此，也不厌 其烦地隔几天来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内心里也感到不公：我并没有反对毛主席，却劳改三年再三年，他们反对了毛主席，只是拉到台上斗一斗，顶多 挂挂牌子坐坐土飞机。这叫什么“大革命”？倒好像是在玩游戏！
但是，在南梁农场的“牛棚”又名“群专队”里，我跟当初把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场长、书记、干部们居然能称兄道弟，相互称呼老张、老王、老李。夜里睡觉前， 我们还会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经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还会争论一番，颇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 小高低，重新洗牌，这时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在时移事移、干部遭殃的时候，在“牛棚”里我还感受到一种暗暗的尊重。1965年我被送进劳改队前，我在南梁农场的绰号是“老右”――“右派分 子”；1968年从劳改队又回到南梁农场的“牛棚”时，绰号变成了“老修”，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安局给我定的正式罪名仅仅是“反革命分子”，怎 么多了“修正”二字呢？原来，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我再次送进劳改队之前，农场领导（就是现在跟我关在一起的干部）曾命令我写一份思想 检查，交代自己对右派罪行的认识。我一方面为了表现思想交代得彻底，一方面也是因爱写作的坏习气，何况纸和笔都免费提供，更有一种发泄不满的心理作怪，竟 洋洋洒洒写了份近万字的《思想检查》，远远超出了领导的要求。结果，《思想检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纲领”。这份“反革命纲领”的要点在宣判我的公审大会上 曾向干部农工宣读过，等于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传，搞得南梁农场人人皆知。谁知，三年后，闹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国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干部农工们发现我的 “反革命纲领”竟然和这些大“走资派”不谋而合：对内主张承认农户家庭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开放城市农贸市场，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单干；对外主张与所有国家 包括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这种主张在“文革”中被概括为刘邓路线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农场底层日 日夜夜劳动，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层的“走资派”相通，这不能不让人侧目而视，觉得我“不简单”。正好，“牛棚”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都有了，还差个 “修正主义分子”，我就顶了这个位置，平时以“老修”称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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