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追根溯源，因为毛泽东曾对林彪作出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论断。于是，“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华国锋，很自然地也就作出了“四人帮”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推论。
毛泽东与华国锋（资料图）
本文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叶永烈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笔者在查阅1977年4月13日的上海《解放日报》时，见到一整版以“本报大批判组”名义发表的“揭批张春桥在《解放日报》期间的反革命罪行”的长文，那标题颇为惊人：《乔装“左派”的极右派》！
此文虽说是“批判张春桥”，但却是把张春桥作为“极右派”加以批判的。张春桥明明是极左派，怎么会成了“极右派”呢？这种理论上的谬误，充满粉碎“四人帮”不久的中国报刊。这种理论上的谬误，追根溯源，出自华国锋。
也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论及“四人帮”时，作出了极其错误的结论：“四人帮”是“极右派”！
华国锋说，“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当时，海外报纸都称“四人帮”为“左派”、“激进派”。本书一开头，就引用了英国记者韦德的报道“毛的遗孀被捕”，当时韦德用的标题便是《华粉碎极左分子》。也就是说，在“四人帮”被捕时，韦德便清楚地判定他们是一伙“极左分子”。
可是，作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却连普通的外国记者都不如！
华国锋对海外报刊加以驳斥道：“答案只有一个：他们（引者注：指“四人帮”）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华国锋为什么会作出“四人帮”是“极右派”的结论呢？追根溯源，因为毛泽东曾对林彪作出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论断。于是，“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华国锋，很自然地也就作出了“四人帮”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推论。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时，理所当然批判林彪的极左。
周恩来深受极左之苦。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会议、科学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批林整风”中要批判极左思潮。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
毛泽东又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所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林彪是极左派的“总后台”。批判林彪，就是要批判极左。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既然毛泽东也认为要批判林彪的极左，于是，在1972年8月初，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要加强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周恩来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
批判极左，触动了江青一伙。这是因为江青一伙和林彪一样，都是极左派。批判林彪的极左，很多方面触及了江青一伙。这样，就在周恩来8月初那次讲话后的几天，张春桥、姚文元便找《人民日报》负责人打招呼：“批判极左思潮不要过头！”
但是，《人民日报》坚决贯彻周恩来的指示。
就在这之前，《人民日报》理论部收到来自黑龙江的一篇稿子，写的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整顿老大难工厂的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有个“看大样小组”，王若水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他看了黑龙江的稿子大样，认为很好，正是可以用来批判极左思潮。于是，他动手对这篇文章作了许多修改。这样，《人民日报》在1972年10月14日便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龙岩”，便是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的笔名。
另外，同一版上还发表了其他两篇批“左”的文章。于是，组成一个批“左”的专版，颇为醒目。
黑龙江省委理论组文章的写作，跟华国锋还有点关系。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曾和《人民日报》理论部联名写了一篇文章，透露此文情况：
龙岩文章的发表，还有这样一个背景：1972年3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和李先念、余秋里同志接见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负责人，听取汇报。华国锋同志指示说：“要发动群众好好地批无政府主义”。李先念同志指示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东西”，“不反不行”。三个大厂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指示，大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生产指挥系统，健全规章制度，落实生产指标，很快克服了经营管理上的无政府状态。为此，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在全省范围内认真传达贯彻中央领导指示的决议。同时，省委理论组撰写了署名龙岩的文章，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
“龙岩”的文章，引起了“左派”理论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极度不满。由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文汇报》立即作出反应。
《文汇报》在上海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对《人民日报》上“龙岩”的文章表示“异议”。1972年1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发表了这次“工人座谈会纪要”，认为“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革’”、“右倾回潮”。
也就在这时，1972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一请示报告送中共中央政治局阅批时，引发了周恩来与江青一伙的直接交锋。
11月30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
12月1日，张春桥在报告上批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张春桥这“正在考虑”，打的是“拐弯球”。
江青则直截了当，在12月2日批示：“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江青的批示，使人们不由得记起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当时这样批判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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