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怒撕张闻天阻婚信:我明天就结谁管得着(图)

　　江青的出现恰到好处，从私生活上讲正是贺子珍的出走之际，从政治上讲又正是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之时（两个月前刚开过六届六中全会），他已有资格与上级和战友们拍桌子。要是在遵义会议前，毛正落魄之时，估计也不会这样发威。毛江结婚这个嫩芽后来结出了什么政治果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毛这一怒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在延安时的张闻天（左）和毛泽东（中）（资料图）

　　本文摘自《梁衡评点中国历史人物》，梁衡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

　　从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灵魂的再现。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了。这是一个欢庆的日子，也是一个缅怀先辈的日子。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使国家独立富强的伟人；我们不该忘记那些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却未能见到胜利的战士和领袖；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那些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在党内斗争中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志和领导人。一项大事业的成功，从来都是由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政党的正确思想也从来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产生。恩格斯说，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是苹果。一个90多年的大党，如果没有犯错并纠错的故事，就不可能走到今天。当我们今天庆祝90多年的辉煌时，怎能忘记那些为纠正党的错误付出代价，甚至献出生命的人。

　　这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张闻天。

　　一把钥匙解党史

　　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张算是第五朝了。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还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因他在张领导下分管军事，就自称“大帅”。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张任总书记是四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任总书记是八年。无论四年还是八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的转折期。因为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取得政权总共才二十八年。

　　现在回头看，张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的位置，成就了一个伟人。遵义会议后毛的实权并没有一步到位，只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张闻天是总书记，知人善任，他说“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提议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后来又决定毛分工军事，从此毛周就调换了位置，周成了毛的军事助手。毛借军事方面的才能进而在全党一步步确立了权威；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并日渐壮大；三是经过艰苦工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获得民心，从此取得政权。可见这“第五朝”是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的关键一朝，就算这期间毛泽东在逐渐过渡接班，张这个“明君”至少也有半朝之功吧。但是在以往的宣传中，张却几无踪影。他生前被逐渐地闲置、淡化、边缘化，直到悄无声息地去世。可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历史无情又有情。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终于潮落石出，他的功绩又渐渐显现出来，他的思想重又得到后人的认同。

　　按毛泽东的说法，张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张与毛的交接既是党内政权五、六朝之间的交替又是中共从夺权到掌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还是张、毛这两个出身、修养、性格截然不同的领袖之间的交班。在五朝时，张为君，毛为臣，“瓦窑堡会议”两人合作甚，完成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大转变；到六朝时倒了过来，毛为君，张为臣，两人吵架于“庐山会议”，党犯了“左”的错误，元气大伤。时势相异，结果不同，两人的合作或好或坏，党的工作局面就或盛或衰。可以说毛、张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开党史、国史谜团的一把钥匙，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文化财富。

　　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但两人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张闻天出身书香门第，上过私塾，读过技术学校，留日、留美、留苏，系统研究并在大学讲授过马列，翻译过马恩作品。他爱好文学写过诗歌、散文、小说，也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品，发表过大量文艺批评文章。 1922年诗人歌德九十周年诞辰时他发表了两万字的长文，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歌德《浮士德》的论文。他属于开放型的知识结构，性格随和包容，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属党内的留洋开放派。毛泽东出身农家，受传统国学教育较深，几乎未出国门。他熟读史书，特别是熟知治国御人的典故，虽思想高远，但性格刚烈、好斗。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曾讲其弟毛泽覃批评他说：“共产党员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张、毛两人这种不同的知识背景、性格基因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甚至党和国家的命运。

　　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据何方先生考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变一出，毛主张“审蒋”，张主张和平处理，毛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征，宋仁宗与范仲淹的合作等。当毛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的时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兴旺之时，总书记民主，将帅用心，内联国军，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这时毛分管军事，随着局面的打开，其威信也水涨船高。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贺子珍与毛不合出走苏联，江青乘虚而入。当时党内高层几乎一片反对声，纷纷向张闻天这个总书记进言，就连远在敌后的项英也发来长电，他们实在不放心江青的历史和在上海的风流表现，认为这有损领袖形象。张无奈，便综合大家的意见给毛写了一信，劝其慎重考虑。谁知毛看后勃然大怒，将信撕得粉碎。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他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遍请熟人，却不请张这个“明君”。时在1938年11月。这是毛与张的第一次结怨，毛记下了这个仇。

　　每一个历史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树枝上的一个嫩芽，总是在它必然要长出的地方悄悄露头，然后又不知会结出一个好果子还是坏果子。江青的出现恰到好处，从私生活上讲正是贺子珍的出走之际，从政治上讲又正是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之时（两个月前刚开过六届六中全会），他已有资格与上级和战友们拍桌子。要是在遵义会议前，毛正落魄之时，估计也不会这样发威。毛江结婚这个嫩芽后来结出了什么政治果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毛这一怒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从骨子里排斥留洋回来的人。瑞金时期对他的不公平让他痛恨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延安整风他大反宗派主义，其实他心里也是有一个 “派”的。1938年周恩来从苏联养伤回来，顺便转述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话，说张闻天是难得的理论家，毛愤而说：“什么理论家，背回一口袋教条。”可知其内心深处的芥蒂之深。

　　张闻天性格温和，作风谦虚，绝不恋权。他任总书记后曾有三次提出让位，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这当然很危险，他说“我去”，中央不同意，结果派了陈云。第二次是张国焘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张说“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毛说不可，结果是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为领袖的意见，张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争权（张国焘这时已经没有多大的力气了），毛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还需要张来顶这个书记，毛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张在后来的《反省笔记》中说：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那时共产党很穷，政治局也没有个会议室，谁是一把手，就在谁的窑洞里开会。张把实权让掉后就躲开权力中心，到晋西北、陕北搞农村调查去了。而在毛的心里，也就再没有张这个“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