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长江周刊》2010年3月5日A12版 作者：杨永兴 原题为：“王、关、戚”被打倒之谜
“王、关、戚”指的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他们都是因为其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被重用，尤其是文革初期。1966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开始踏入他们人生的最高点。陶铸、刘志坚被打倒后，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还担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他们三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为“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
武汉“七・二○事件”
1967年下半年发生的“王、关、戚事件”，却使他们的人生由顶点降到底点，受到“隔离审查”，政治生命也随之结束，其转折点就是7月20日武汉 “七・二○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是“文革”研究中的众多“谜团”中的一谜。虽然当事人陈再道、杨成武和王力都相继对此作了一些回忆性的叙述。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王力因为这一事件而名声大噪，受到江青等人机场迎接和召开百万人大会的待遇，成为“英雄”。对此，王力在接受访谈时曾指出：“对于在机场的迎接和百万人大会，我当时是反对的。我提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机场迎接，过去只有反修斗争时才这么搞过。也没有这样的规模。我更不赞成开百万人大会。反对的结果，只反掉一条：原定由谢富治和我乘敞篷车绕场一圈，后来不搞了。这一系列的做法是林彪主持的，当时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做法，不是为了你（王力），而是为了主席。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反对了。”（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然而就是这位“英雄”，在仅仅相隔40天的时间后，却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八・七讲话”、“火烧英代办处”等事件而被“隔离审查”、“请假检讨”，后被关进秦城监狱。就这样，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囚犯”。与王力同时被“隔离”的还有关锋、林杰等人，戚本禹停职写检查，不久也被“请假检讨”，直接投进秦城监狱。从此，他们三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就是有名的“王、关、戚事件”。
杨成武的回忆
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当前存在着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当事人杨成武的回忆，他认为虽然最后是毛泽东下定决心处理“王、关、戚”的问题，但是其中周恩来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杨在接受访谈时讲道（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关于处理王、关、戚的问题，8月24日中午，我乘专机由上海返回北京，立即驱车赶往钓鱼台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会后，周恩来找我单独谈了话，并要我直接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
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谈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力大些，关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到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这件事对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是个重大打击。但江青、陈伯达摇身一变，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宣称：“王、关、戚是我们自己端出来的。”继续欺骗、迷惑群众。
在抓起王力、关锋的第二天，我奉周总理的指示，飞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我汇报完毛泽东、周恩来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后，林彪感到很震惊，只微微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我随即告退返回北京。这就是处理王关戚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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