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
江腾蛟到北京领受任务后内心非常喜悦，这是“首长”对他的信任，是受到林彪、江青赏识重用的好机会。回到上海后，江立即找来其心腹、空4军文化处处长张彪，共同策划落实这件事。
张彪，祖籍山东，自小随父亲生活在上海，对上海的街巷里弄非常熟悉。年轻时参加新四军，受过伤，在空4军算得上是老资格的处长。因为是文化处处长，他对上海文艺界的人士都很熟悉。
江腾蛟与张彪把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名单列出来，圈定了郑君里、赵丹、陈鲤庭、顾而已等5人，这些人都是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明星，是江青（蓝苹）的同事，知道江青的底细，估计可能有江青历史上的东西。江腾蛟对张彪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光荣任务，一定要完成好，不能有半点差错。张彪心领神会，受宠若惊，一再表示一定完成好这一“光荣任务”，请领导放心。他们当场商定，借当前红卫兵抄家的混乱局面去抄这5个人的家。办事要快，5个人一个晚上解决。
此事要想办得干净利落，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选一些可靠的人去办。江腾蛟想起他的那帮心腹亲信，那是他在空4军当政委时，1965年叶群在江苏省太仓县搞“四清”，江腾蛟挑选了空4军的一群年轻处长陪同叶群工作，照顾叶群的生活。这次，江腾蛟从这些人中挑选了他最信得过的4个人，连张彪共5个人，分成5个行动小组，当面交代了任务。江腾蛟分派张彪具体策划、部署，并一再强调严格纪律，都要听张彪指挥。张彪比他们年纪大、资格老，自然也得到他们的尊重。张彪发挥了其对上海地方熟、和文艺界人士来往关系多的特长，很快摸清了5名对象的家庭住址。亲自带领各组长逐个到现场察看地形，交代抄家时从那个方向进人，从那个方向撤出。撤出后要在市区转几圈，防止有人跟踪。交通工具全是从江湾机场调来的老式美国中卡，车小灵活，便于上下。他们把汽车牌照都用牛皮纸糊起来。带队的处长和参加行动的人都穿便衣，戴“红卫兵”袖章。张彪怕被人认出来，还戴上了口罩。
在10月8日晚上，张彪挑选了空4军家属院里的一些孩子，有上中学的，有上小学的，都是“红卫兵”。张彪给他们作了‘战斗动员’，说是有一份飞机设计图纸丢失，可能在几个“黑帮”家里，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命令，要去抄他们的家，把丢失的飞机图纸找回来。每个组带几个麻袋，凡是纸张、信件、书籍、报刊、照片一律往麻袋里装，不得拿人家的财物。要抓紧时间，在一个小时内完成。有人问就说是“上海红卫兵总指挥部”的；行动要保密，办完事后在市内转几圈，不让别人发现。对自己家里人也不能说这天干的事。今后不能向任何人说这件事。孩子们听后个个摩拳擦掌，感到任务光荣。
江腾蛟坐镇巨鹿路空军招待所，通过两部电话“实施电话指挥”：一部直通北京，随时向叶群、吴法宪请示汇报；一部专供查抄队及时报告最新进展情况。动员完后，张彪让孩子们看电影、吃夜餐。9日凌晨1时许，臂挂“红卫兵”袖章的一群人，分成5个小组，每个小组四五个人，趁着夜幕出发了。两个小时后，各个小组陆续回到招待所，每个小组都抄回来几麻袋。由张彪弄到一间屋里锁起来。
第二天，江腾蛟、张彪和几个心腹亲信在招待所关起门来进行挑拣，把抄来的30年代蓝苹的电影剧照、照片，以及与蓝苹有关的杂志、报纸、广告等挑出来，装了少半麻袋。江腾蛟和张彪乘坐吴法宪给他们派去的专机，把这些东西送到北京。吴法宪亲自到空军招待所听取江腾蛟的汇报，夸奖江腾蛟、张彪此事办得好，有功。随后，吴法宪叫江腾蛟把这些东西暂存到空军机关保密室。
1967年1月初的一天，江青、叶群和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一起在钓鱼台江青住处吃饭，讨论如何处理收回来的材料。叶群当即打电话给吴法宪，让他派人把材料送到毛家湾。又打电话给毛家湾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说空军要把一包东西退回，要赵先收下，叶群自己马上就回来。
叶群、江青、谢富治乘黑色“红旗”轿车回到毛家湾。叶群把客人请进会客室，让工作人员叫来赵根生，从他手里拿到材料，并追问了一句：“没有拆封吧？”赵答：“没有。”“那你快到后院伙房把炉子捅开，这些材料要销毁。”赵根生捅开了后院的炉子，江、叶、谢一伙就来到了后院伙房。此刻的江青显得极其紧张，双臂交叉在胸前，在炉火旁边来回踱步，脸上毫无表情。但是，这些材料销毁并没有到此了结，远远没有达到江青的目标――因为写给郑君里的信没有找到。更令江青不安的是：是谁写的匿名信说她历史有问题呢？对她来说，这个写信的人是个“定时炸弹”！
把知情人关进监狱
江青挖空心思地想把写匿名信的人挖出来。于是，她想这一定是知道她底细的人。首先怀疑到30年代房东的女佣人秦桂贞。还有谁呢？回想起在杭州收到的那封匿名信，信封下角有“华东文委”几个字，这和峻青贴边。可是峻青30年代不在上海，他是山东我军的随军记者。上海解放后峻青是文艺界镇反、肃反时的领导人，也可能是从文艺界有问题的人那里知道江青的事情。不管是不是他们，先关起来再说。此事也得靠吴法宪、江腾蛟这帮军队的人去办。
1968年某日，吴法宪到上海找张彪，问张知不知道有个叫峻青的人。张彪说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叫峻青，真名叫孙俊卿，是不是他？吴法宪说应该是他。吴法宪说去把这人找来，我要找他谈话，但是要特别注意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张彪是个很精明的人，办这类的事情准能让领导满意，于是通过上海文艺界的熟人、朋友查到峻青的家庭住址，搞清了峻青上下班的行走路线，便在峻青下班的路上等候。
当峻青下午下班回来，站在路边的身穿空军军服的张彪迎了上去，很有礼貌地自我介绍说，我是空4军的文化处处长张彪，受一位领导的委托，请你去谈话。峻青问到哪里去？是什么人找我？张彪说路不远，你跟我走，见面就知道了。峻青见这位空军军官彬彬有礼，就跟随张彪到空军招待所见吴法宪。落座后，吴法宪问峻青，你认识我吧？峻青说你是吴法宪。吴法宪说我受人委托，找你问个事，你写信揭发过一个人的问题没有？峻青说没有。吴说你想想，过去写过揭发人的信没有。峻青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揭发信。吴说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没有事的。峻青说，我没有顾虑，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告发别人的信。吴说，你跟我到北京去一趟行吗？峻青说不行，现在造反派每天叫我写交代材料，还要批判我。没有他们同意我不敢离开上海。吴法宪说那好吧，你不愿意去就回去吧！今天的事不要再给别人说。峻青脱身回家。第二天，峻青被强行带到机场，有一架专机等在那里。一下带到北京，把他送到北京北边靠山的一个监狱（即秦城监狱）住下。到监狱后，峻青问这是为什么？没有人来回答，也再没有人来审理、会见。时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峻青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关进了监狱。究竟为什么坐牢，他也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地在里面关了10年。
同机送到北京的还有30年代蓝苹房东的女佣人秦桂贞。江青30年代初来上海时，艺名叫“蓝苹”，很穷，根本雇不起保姆。租用姓许的一间二楼的房子，即租金便宜的三角形亭子间，不过十来平方米。许家的女佣人叫秦桂贞，和蓝苹同岁，都是1914年出生。蓝苹那时只是个二流演员，演个配角，薪酬不多，生活拮据。秦桂贞很善良，和蓝苹很说得来，经常照顾蓝苹的生活。看到蓝苹忙于拍电影、演戏，就替她拖拖地板、打开水、洗衣服，从不收她一分钱。蓝苹在“罗宋饭馆”（即俄罗斯人开的饭馆）搭伙，3角钱一客。到了月底，钱用光了，只好省吃俭用艰苦度日。秦桂贞给东家做饭，有时见蓝苹饿着肚子回来，就用东家厨房里的食材，烧好蛋炒饭，偷偷端进蓝苹的亭子间。这时，蓝苹一边大口地吃着蛋炒饭，一边连声说：“阿桂真好！阿桂真好！”秦桂贞见证了蓝苹与唐纳结婚。婚后才两个月后就争吵打架。秦桂贞住三楼亭子间，和蓝苹住房上下只隔一层楼板，常常半夜里下来给他们劝架调解。唐纳曾两次与蓝苹争吵自杀未遂。唐纳出走后，蓝苹又与一个叫章泯的男人同居……
能找到的材料虽然销毁了，但知情者活着的人还有不少，有嘴巴的会说话，必须把他们的嘴巴封死。1967年11月26日，由张春桥批示，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18人被隔离审查。1969年，郑君里患肝癌惨死在狱中；顾而已因无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杀身亡；赵丹等人出狱时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华被残酷地断送掉。当初公安系统按照上级指示调查江青历史问题的一些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了迫害，多人死在狱中。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是公平的，知情者不会死绝，江青自己却被押上了审判台。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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