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凤凰网历史专栏作家周海滨供稿，口述：秦铁，执笔：周海滨
凤凰网历史讯 博古（秦邦宪）之子秦铁，因突发心血管疾病于9月18日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72岁。胡耀邦之子胡德华、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等前往吊唁。秦铁，1940年生，1964年进入青岛潜艇指挥学院学习，文革受到冲击。后在天津远洋公司工作，成为船长。
30岁的博古（秦邦宪）是一位戴一副深度眼镜的高个儒雅男子。时至今日，这位中共中央前总书记，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给人的印象似乎仍是模糊的。
24岁，他被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的位置；28岁交出领导大权；39岁因飞机失事英年早逝。博古的身影永远停留在了1946年。
去年，笔者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面的一家书屋里采访了博古的儿子秦铁。回溯往事，考证过去，试图追问出他心目中最真实的父亲。
博古有三女三儿，前五个孩子是博古与前妻刘群先所生，酷似父亲的秦铁是博古与第二位夫人张越霞所生。
一个犯错误的角色
父亲原名秦邦宪，祖籍无锡。祖父秦肇煌是清末举人，父亲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三十二代孙。
秦家在无锡分“河上秦”和“西关秦”，博古属于“西关秦”，“西关秦”的始祖秦金，也就是博古的十五世祖，号称“九转三朝太保，两京五部尚书”，可算“位极人臣”，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无锡“寄畅园”就是他开创的，400多年来一直是秦家祖业，直到1952年献给国家，所以寄畅园又名“秦园”。康熙、乾隆祖孙十四次下江南来无锡，就住在寄畅园。
父亲1907年6月24日生，年幼时曾经在无锡上私塾。1921他14岁时到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习。苏州工专毕业后，1925年9月他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父亲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上大党组织决定父亲去上海国民党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1926年10月，上海市党部选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当时父亲才18岁，是苏州学联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率先在苏州工专举行全校学生声讨大会，并带领20多个学校 3000多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他那时正患肺病，登台讲演时口吐鲜血，周围同学很受感动，劝他休息。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
1926年10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国共产党批准，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时，按照当局要求父亲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博古诺夫”。后来父亲就用“博古”作为笔名。1930年父亲回国，1931年3月团中央书记温裕成由于贪污被撤职。1931年4月他任团中央书记，9 月，因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是政治局常委，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父亲的“左倾”错误的确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研究中共党史，不能不注意到“共产国际”。可以说，成也“国际”，败也“国际”――一方面， “共产国际”培养中共人才，给革命者信心，让大家相信，工农兵组成的“苏维埃”在俄国已是不争的现实；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某些不切实际的 “遥控”和“命令”使中国革命吃够了苦头。共产国际你不能不听，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你听了就要承受后果。李立三就是不听共产国际的，不给撤了么？你是个支部啊，就相当于现在中央与各省省委的关系，中央指示你能不执行么？所以我们也不怨天不尤人。另一方面，我父亲是他们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曲折道路的典型。
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一向是：有理则听，无理则不听。
但是我父亲具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胸怀。母亲说，你爸爸老说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我父亲在中共七大的发言记录记着：“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所以，在延安中共七大他的发言检查就很深刻，得到了全党的谅解。这种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称道。总有些叔叔阿姨在底下跟我讲：“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你长大要学你爸爸，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
常说这话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总、康（克清）妈妈、叶帅和王胡子（王震）叔叔。上世纪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如果我母亲出差不在家，朱老总就把我们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饭。以示对我父亲的怀念。
我在上中学时才知道父亲是个犯了错误的人。1954年，我升入北京101中学，这是一所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寄宿制学校。在政治或历史课上，总是讲述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三次“左倾”，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犯错误了，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所以我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父亲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对党还是做出一些贡献的，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父亲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和国民党反复谈判，折冲樽俎，最终组建抗日统一战线，功莫大焉；恢复重建南方13省党组织、组建新四军、营救被国民党拘押的我党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1938年创办《新华日报》，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是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
60年后我采访父亲遇难目击者
1946年4月8日，我和母亲张越霞一起到延安机场接父亲。前一天，母亲告诉我说父亲明天就要回来了。当时，父亲以中共代表身份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已经一个多月了。第二天，我跟着母亲去延安机场接他。当时机场人很多，五大书记去了四人，只有周恩来不在，还有很多领导和群众。
在谈判和宪章起草过程中，因全国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章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决议的实现遭到重重阻力，王若飞和父亲急于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冒着恶劣的天气乘飞机回延安。被释放不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及其儿女、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以及王若飞的舅父――贵州省老教育家黄齐生等亦同机回延安。
那天天气不好，下小雨。大概下午两点，我们听到天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大家都说，来了，来了，但看不见飞机。因为能见度差，飞机无法降落，一会儿就飞走了。一直到傍晚，仍不见飞机的踪影。大家说飞机可能会折回重庆或西安，过两天天气好了再飞回来。4月9号凌晨，美军联络组给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的杨尚昆叔叔打电话说，这架飞机没有回西安、重庆，而是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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