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1965年，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此时，毛泽东已下决心要搞一场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正在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从哈尔滨回到北京，刚放下行李就去见毛泽东，主动向毛泽东讲了自己要下基层参加阶级斗争、学习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的打算。毛泽东很高兴地同意了。但是，毛远新没有进工厂搞“五反”，也没有去农村搞“四清”，而是去了军队，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这大约是因为“哈军工”的毕业学生基本被纳入部队系列的缘故。
毛远新到部队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已经对政治十分感兴趣的毛远新，决心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正好，中央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刚刚毕业离校不久的1965年大学毕业生，可以回原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毛远新也就回到了“哈军工”，参加那里的“文化大革命”。
此时。毛泽东与毛远新关于教改的谈话，已经在全国广为散发，毛远新也就成了红卫兵心目中最接近“红太阳”的人物之一。他回到“哈军工”后，很快就有许多青年学生聚集到他的身边。毛远新借此机会，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并成为这个造反团的领袖。这个“造反团”迅速扩大，成为左右“哈军工”乃至黑龙江政局的重要组织之一。当时，东北地区的一些群众组织、政治人物，对毛远新也格外瞩目。在东北，毛远新成了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1968年5月，辽宁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经中央批准，毛远新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了沈阳军区政委。从此，毛远新作为“文化大革命”中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此后，担任了辽宁省军政要职的毛远新，也忙了起来，但他没有忘记与中南海联系，更没有忘记与江青联系。在日常生活中，他喊江青为“妈妈”，在政治上，他也紧跟江青，听江青的话，按照江青等人的思路办事。毛远新在辽宁抓张铁生“白卷英雄”这个“典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事情是这样的：1973年，下乡插队的知青张铁生被推荐上大学。当年规定，被推荐者要参加一定的考试，尽管当时的考试科目很少，题目也很简单，但也能够淘汰一些文化程度太低的人。进了考场的张铁生，面对简单的考题就犯了难。他灵机一动，干脆不去答题，而是在考卷上写了一封信，说这种考试制度限制人才，不符合毛主席关于教改的指示精神，云云。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这是一个反击所谓“教育界右倾回潮”的机会，便决定树张铁生这个“典型”。他把这一“典型”初步整理成材料后，直接上报江青。江青通过主管宣传的姚文元，大树“反潮流英雄”张铁生，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反击所谓“右倾回潮”的政治风浪。张铁生成了英雄，交白卷也照样上大学，此后又被毛远新提拔、重用，而全国工农兵上大学，再也不必经过考试了。
毛远新在辽宁的所作所为，合乎“四人帮”的口味，经过“四人帮”的加工、宣传，在全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而毛远新在“四人帮”心目中则成了有“创造精神”、能坚定地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可靠接班人”。
1975年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参加新疆建区20周年庆祝活动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感到，毛远新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因此，他很高兴。他这时有一个打算，就是想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当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以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这个意见提出来后，中央很快就同意了。这样，毛远新便成为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留在中南海毛泽东身边，参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但他仍然担任着在辽宁省的领导职务，一个也没有去掉。
由于毛远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达”起来的，在思想根子上与“四人帮”是一致的，因此，成了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也“看不惯”。他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从一开始就说邓小平的坏话。
那时，由于邓小平领导的整顿部分地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十分关心中央和社会上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因此，毛泽东在向毛远新了解辽宁情况的同时，还向毛远新了解中央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泽东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毛远新回答：有，在七二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的，并由此对邓小平产生不满。这种不满，通过他处理清华大学刘冰“状告”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表现了出来。
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他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3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6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做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与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但邓小平通过这些年的实际生活，已经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固定认识。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传达时，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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