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党内外的好同志都一次次被打击和压制(图)

　　可惜，报纸上揭发批评大案要案，几乎都遇到权威人物的抵制，“压制批评”的人并没有成为“党的死敌”;相反，敢于揭发批评的人反而成为“党的死敌”。很快，就从中央方面传来对《人民日报》刊登“八大案件”的指责。很快，采写“八大案件”的记者和编者受到追查和攻击。以后，在“反右派”斗争中，有的记者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名，就是采访编写了重大的批评稿件，硬说这是“向党进行猖狂的进攻”。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大大小小的各级当权者很快就明白了，“反右运动”成了他们随时都可以抛出的护身法宝，掩盖自已为非作歹、压制心直口快敢于批评者的利剑。一时间，党内外的正气下降，邪气上升，这种恶性发展很难得到制止，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下去。这就使得贪污腐败这类歪风邪气，成为累整不改、越整越狂的难治之症。

　　我们党内外都有很多好人好同志，也有很多好意见，可惜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打击和压制。轻者撤职开除党籍，重者流放边疆，劳动改造，家破人散。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如果领导不能克已自律，奉公守法，不能闻过则喜，择善而从，那么这个国家和政党就会把自己与人民对立起来，就会面临严重的危机。

　　有些人至今还没有觉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甚至把各种歪风邪气说成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我们应该对历次“整风运动”、反腐倡廉运动认真进行反思。

　　42年前，当我第一次瞻仰中山陵时，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长江边的中山码头起步，沿着四五十里长的中山大道，横穿整个南京城直达中山陵。大道两旁栽植着高大的法国梧桐，浓荫蔽日，犹如一条绿色的隧道。孙中山的陵殿巍巍高踞在158米的高峰上。我沿着392级宽阔而整齐的石梯，一级一级地攀登上去。石阶上矗立着石牌坊，分别铭刻着金色大字：“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的要义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在陵殿里，我久久凝视着先生的汉白玉坐雕和卧雕，想到少年时对他的敬仰和崇拜，正是他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主张，吸引我走上了为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革命道路。

　　从青春少年到白发老人，60多年过去了，这个理想的社会仍然那么遥远!

　　站在陵殿前面，环顾群山，叠翠层峦，郁郁惹葱;俯览结队攀登谒拜中山陵的人群，油然增添了对这位雄踞峰颠的伟人的崇敬。当年，孙中山选择这一墓地时的一番话，犹在耳边回荡。1912年，孙先生辞去大总统后，一天，与胡汉民等人在紫金山打猎，被这方圆30多公里的钟山风景所陶醉。他情不自禁地笑对左右说：“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一国的领袖竟然要向国民乞求一抔土来作自己的墓地，更显出先生的高尚、谦逊和民主风度。

　　想到此，我脑际忽然闪过一段往事。那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在天安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永远保留他的遗体。我在一次会上特别介绍了中山陵的情况，并建议把毛主席纪念堂修建在香山的最高峰，供万世瞻仰。当时我还介绍了孙中山汉白玉的卧雕栩栩如生，不主张永久保留遗体;我提出火化遗体是毛主席生前的遗嘱，是他动员政治局成员签名的创议，我们不应该违背毛主席的遗愿。

　　虽然经过10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对毛主席的严重错误还认识得很不深刻。我当时并不反对修建纪念堂，只是不同意保留遗体。我认为不能以纪念毛主席为名来违背他生前的意愿，违背中央集体的决策。当时，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切按既定方针办”的口号仍然盛行，连我这种妥协性的建议，理所当然地也被视为异端邪说。

　　在记忆中搜寻往事的是非曲直，眼睛总比当年更清澈明亮些。毛泽东当年火化遗体的创议，不能说不是好事，也不能说不是好思想好作风的一种表现。但是，新的中央领导人，惟恐对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惟恐对毛的个人祟拜不够虔诚，对于修纪念堂和保存遗体方面，惟恐规格不高，态度不忠诚，人们也越难于提出异议。

　　记得当时我在提出不在天安门广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意见之后，又提出了改建天安门广场的设想。在这之前，我还曾提出过改建中南海的设想。

　　当年开辟天安门广场，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是为了显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群众性的威力。动辄召开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群众大会，不是庆祝伟大的胜利，就是举行声势浩大的动员大会。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的认识有了转变，再召集这种人多势众而又劳民伤财的大会，好象没有什么必要性了。广阔的天安门广场除了每年国庆节搞些突击性的花卉造型展览外，几乎没有什么很重要的活动了。国庆一过，花草凋谢，造型的框架也只能拆掉，每年花几百万甚至更多的钱来搞这种临时性的展览，也是相当浪费的。因而我曾提出，最好订一个三五年计划，也是由各企业单位集资的办法，把天安门广场逐步改造为一个真正供群众观赏游览的花木葱茏的大公园。

　　关于改造中南海的设想，考虑到的问题就更多些。“文革”中，好多中央机关大砍大减，有的合并了，有的迁到外地去了，人员赶到“五七干校”去了，很多人都改行了。“文革”结束以后，我以为正是对机构、人事进行大精简的好机会，不仅不必照样恢复原来的老样子，可以改建为一个“精简、高效、节约”的中央机构。我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机关首先带头，不要搬回中南海，把中南海变成一个大公园，恢复原来皇家园林的面貌，这既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又有利于整个北京城的绿化、美化和空气洁化。

　　这次重游南京，也给我更深的启示。单是以中山陵、紫金山、玄武湖为主体的东郊风景区，方圆就有三四十公里。古树参天，灌木盖地，苍翠黛绿，姹紫嫣红，真是人间仙境。南京还有其他4个大的风景区，具有“山、水、城、林融为一体”的幽美静秀的花园城市，也将变成一个世界罕有的旅游城市。

　　我这次重游南京，摆脱了公费接待和官方应酬，感到特别自由自在，轻松愉快。没有作什么采访，只引起了一些海阔天空的联想。

　　总的说来，南京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城市，特别是从高山顶上俯视全城，在一片葱茏之中隐现着条条街道，点点房舍，山水相映，清幽静雅。但是从地面来看，被绿荫覆盖着的街市，环境卫生还是很不理想。繁华的大街两旁乱倒垃圾，中心地区的水沟也流着乌黑的臭水;农贸市场摊点上的苍蝇实在太多。南京要建设成一个风景优美的现代化城市的理想很好，条件也很好，但还要作坚持不懈的努力，既要有理想的规划。也要有踏踏实实的行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南京市政府附近鸡鸣寺一带的大街两旁散倒的垃圾还比较多，市政府对面有一条臭水沟，我想，南京市政府的领导们，总愿意先改善改善自己周围的环境，起个以身作则的带头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