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海外信徒:我们是真正的毛主席主义者(图)

　　东方早报：为什么在革命过了30年后才开始写这段历史?

　　罗兰：“革命”持续了六七年，说是革命者，其实我们也像绿林好汉或者像小土匪，“革命”没有什么成果，最后我们自行解散。这对我个人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时刻，我个人也在那时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多年过去，我痛恨年轻时候的自己，可又留恋同志情谊，因为这种矛盾，我只好写小说。我也是过了那么多年才用小说回忆那段革命历史，似乎我就是在等待那个时刻——“是的，我该说说了。”我想诚实地面对那个时代。

　　如果我在1968年写，肯定不会写成这个样子，现在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尽量写到我认为的那种真实。在所有故事成为传说之前，我想把它写下来。我现在对当时那些确信的理念，所信仰的东西，采取一种讽刺的态度来写，这种想法只有再次思索才可能会有。

　　理想主义的出发点是好的

　　东方早报：1968革命至今还有很大影响力，其中最让当代人着迷的可能是其中弥漫的理想主义。对你而言，是什么促使你走上街头?

　　罗兰：在那个时代，整个西方世界都掀起了理想主义浪潮，而理想主义的起点是当时整个世界的不公平。法国已经从殖民主义中走了出来，而美国还在越南挑起战争，第三世界因为发达国家的盘剥而境遇悲惨，所以我们要改造整个世界。所以我认为，理想主义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对抗不公平，也认同劳动者的专政，我们渴望公平、公正和博爱，但到了这个年纪再来看那段历史我感到的是矛盾。

　　通过政治运动带动那么多人参与到政治中去，那其中肯定有愚蠢的成分，现在看那个时候的我，我会觉得自己那么愚蠢。如果书中的那个“我”走到我面前，说不定也想揍我一顿，想着“我”怎么就这个样子了。

　　当时我们在雷诺工厂做工人运动，但我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是有不少差距的。我们很难从道德上说服工人请我们说什么，工人要求很简单，就是要涨工资。尽管如此，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认为，知识分子到工厂、到基层、到工人生活中去是很有意义的。

　　东方早报：你说你们这些所谓革命者就是毛泽东说的那种“纸老虎”，那你们这些“纸老虎”在那个年代出现，积极的意义在哪里?

　　罗兰：可以这么说，我把毛主席的一句话当做书名，在西方还是挺让人震惊的。事实上，我们经历的故事并不可怕，反而挺可笑的。从我个人角度讲，在那个时候，我们自认为在干革命，很威武，但现实并不按照我们的理想去发展。“纸老虎”有趣的地方在于，这只老虎虽然是纸的，但还是挺可爱的。那个时候，我如果是真老虎，去做了些真正暴力的事情的话，我现在不会宽恕自己，那是一只讨厌的老虎。

　　我觉得那个运动还是有成果的，很多人的权益得到了改善。但是革命运动并非那么单纯，有些人是为了理想，也有人只是为了宗派利益。

　　东方早报：你参加的那个组织叫无产阶级左翼(Gauche Prolétariat)，最终是什么原因没有让它走上暴力之路?

　　罗兰：我们没有走向暴力，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善良，而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毛主席主义者，我们很认真地读了毛主席的著作，真正的英雄就应该是群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怎么能够是先锋分子呢，只能够接受劳动人民的教育。要不要打死一个人，不应该由我们来决定，而应该由群众来决定。我们提供理论武器和战略战术，帮助他们跟资方谈判的时候，取得有利地位，而不是鼓动、煽动他们使用暴力大打出手。在革命理论上，我们不赞同列宁主义，因为列宁认为，革命靠的是一小撮人。我们认为，革命靠的是最广大群众。

　　个人没特别喜欢萨特

　　东方早报：萨特是你们那个时候“革命”的精神领袖，你喜欢他吗?

　　罗兰：在我们报纸上有毛泽东和马克思的像，但我们的报纸挺厉害的，总编也常被抓去、被拘留，后来我们知道萨特很有影响力，为了让报纸能正常生存下去，就邀请萨特做主编，他也同意了。所以在所有知识分子里，萨特算是对我们支持比较多的，但是我个人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萨特。

　　东方早报：那么雷蒙·阿隆呢?你现在对1968革命的看法似乎更接近于他的观点。

　　罗兰：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不会读阿隆的书的，道理很简单，他是右派。后来很多年后，我终于读了他一本书，然后我才意识到是不是右派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自由派思想主义者。这么说吧，阿隆是站在西方这一边，萨特是站在东方这一边看世界。从今天来看，阿隆当年的话不一定是没道理的，但当时有具体的时代背景，比如冷战。只能这么说，我现在不像年轻时那么否定他了。当时有一句话特别愚蠢，我自己也无法接受，“宁肯跟着萨特犯错误，也不要跟正确的阿隆在一起。”这句话让我非常反感，就算到了现在，这句话在法国知识分子那里依然有市场，但我认为这是耻辱。

　　东方早报：作为老革命，你现在还关心世界各地发生的运动和革命吗?

　　罗兰：雨果有句话很有名，“什么能让革命停止呢?资产阶级!因为他能给你满足。”其实我不是那种犬儒主义者，似乎什么都不关心了。在希腊、西班牙，很多人到街上去号召大家聚集起来，说银行家怎么控制了世界，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不会愚蠢到把世界的问题简单归结于银行家要怎么样。

　　当年的有些同志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幻想中，而且越来越激进，对这些当年革命同志，我是敬而远之。但我现在的很多朋友都是当年闹革命的同志。

　　东方早报：你对年轻时候“革命”的复杂矛盾态度，其实和部分中国人对“文革”的心态很类似。

　　罗兰：法国人现在不会再记得当年的那些革命歌曲了，但是我现在唱起来依然很激动。不能因为怀疑而不快乐，也不能因为快乐而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