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医院里扎堆出生的“龙宝宝”，无法化解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肖雄摄
27年前，山西翼城。
人口学专家、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进行了一场鲜为人知的二胎试验。此后期间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翼城的人口总量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性别比优于全国平均值。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前往山西翼城采访了解到，当地村民已普遍不愿意多生，男女平等的观念在当地深入人心。
梁中堂认为，翼城模式是体制内计划生育政策的一次成功试验。它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其证明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城乡之间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正在逐步趋同，更证明了宽松的政策或许更有利于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据广东省计生委主任骆文智透露，广东目前的人口增速趋缓，但人口基数大，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值得关注的是，广东目前还有10多年的人口红利期，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严重。
人口学专家梁中堂――
◎翼城在这试点的27年间，在每一个时点上的人口统计数据都低于全国、山西省和当地临汾市的平均水平
◎翼城模式是体制内的一次大胆实践。在认可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翼城模式是对一胎化政策的某种程度上的纠正和补充。它的成功，证明了即使是在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也能够控制好人口
◎翼城模式的成功，是一个孤本案例，本身并不具可复制性
◎大多数年轻一代不愿意再生二胎，城市的人不愿意生，农村人也不愿意生，由此会引出人口老化的社会新问题
人口“特区”
梁中堂是这场试验的“始作俑者”，国家于1985年特批翼城县作为试点，来验证他的二胎晚育理论
每天清晨，卫彩云都会早早起来，先照顾好刚满月的女儿，然后给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做早餐。在翼城县，村民生二胎的现象很普遍，不违反当地的计生政策。
卫彩云今年32岁，对她来说，儿女双全是她帮助这个家庭完成的最大心愿。“当时不太想生了，但是转念一想，觉得只有一个娃娃，多孤单啊。”
和卫彩云不同的是，同村的张海伟坚持只生一个。“一个就够了，生多了养不了。”张海伟的女儿今年4岁，他准备放弃二胎的指标。
27岁的张海伟本身也是独生子女。尽管他的母亲张秋兰在20年前还有生二胎的机会，但她认为，“一个孩子就行了，再生的话负担太重。”
1991年，张秋兰到龙华镇计生服务所领取了独生子女证，自愿放弃了二胎指标。“当时想着，一个娃就不错，而且每个月可以领到100元（夫妻两人各50元）的独生子女生活补助。”
翼城县在山西南部，毗邻河南、陕西。它因为27年前的一场试验而闻名。在全国普遍实行“一胎化”政策的背景下，翼城县的农民家庭允许生育二胎，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晚婚、晚育和生育间隔。
有专家学者将这一试验概括为“翼城模式”。
梁中堂，人口学家，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他是这场试验的“始作俑者”。在梁中堂的坚持下，国家于1985年特批翼城县作为试点，来验证他的二胎晚育理论，这也成为中国人口政策下的一个“特区”。
1984年，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的梁中堂，给当时的中央领导呈写了一篇《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梁中堂认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完全可以在2000年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的水平。
当时在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和国家计生委政策研究处工作的张晓彤都很看重梁中堂的报告，他们按照梁中堂提的办法，重新测算后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实行，并且认为“在2000年以后，城乡都可以采用此法”，并建议通过立法来进行保障。
1985年春，梁中堂提出，为了解除人们对放宽政策的顾虑，建议中央批准他在北方地区选择一个县进行试点试验。翼城县“晚婚晚育加生育间隔”的试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徐花萍是龙华镇王庄乡的计生服务员，她在这里已经从事了7年的计生服务工作。当地村民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徐花萍在当地的口碑很好，计划生育工作在这里推行得“异常顺利”。
“主要还是因为政策好啊，村民都很欢迎。”徐花萍感慨说，“我干了7年计生工作，到现在还没遇见到过一起因为违反政策超生而被罚的案例。”
2011年，王庄乡郑庄村一共有19个娃娃出生。“有10个是一胎，9个是二胎。”徐花萍说，大家对这个二胎政策已经习以为常，“男娃儿女娃儿都一样”。
王庄乡计生服务站站长张建党告诉记者，翼城县的政策相对宽松，农民们对生育也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可以先生一个，修整几年，再决定要不要生二胎。”
事实上，年轻一代更多人都选择了只生一胎。“大家都觉得不管男女，生一个就够了。”
卫彩云说，因为自己也是独生子女，父母都已年迈多病，家中没有劳动力。“幸好招了一个能干的上门女婿，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再重演，所以咬咬牙，生了两个娃娃。”
卫彩云的丈夫郝小东在县城打工，卫彩云一家六口人一年收入只有两万多块钱。卫彩云觉得，养活两个孩子，“日子过得还是有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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