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叶匡政 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
【核心提示】1927年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维护当时党的团结、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这些决议以及胡乔木1951年根据这些决议所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党的一切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给陈独秀扣了九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遵照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重新考察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有些是似是而非。此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现把这个考察情况简述如下: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建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作用】
1954年12月2日,人民出版社给中央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指出,当时他们与《中国青年》编辑部、马列学院等单位在编辑有关五四运动资料时,不知道如何处理陈独秀的有关文章。四川武隆县委宣传部甚至来信责问:“为什么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一书中还选有革命叛徒陈独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为此,报告提议:“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陈独秀),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但是应有适当的批判,或加注说明他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叛变革命的行动。”
这个提议,实际上受《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影响,这本书以及五六十年代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著),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都不提陈独秀,而只提李大钊,有的仿照毛主席的做法,再加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 ”;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只讲李大钊和毛泽东,也不提陈独秀。胡华甚至说毛泽东在1920年“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当写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时,胡乔木和胡华也要强调“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他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而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之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是由于“党在初创时的幼稚所致”,说明是“错误的选择”。
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气氛中,一些学者由于在具体论述中不能回避陈独秀的历史作用,纷纷遭到批判,如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文革”中更遭到“触及皮肉”的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
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国内学者在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一批重要文章,提出应该肯定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如丁守和在《陈独秀与〈新青年〉》一文中指出:“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源头,又看到了《新青年》这个历史的界石,看到了陈独秀在《新青年》所立起的两面旗帜:民主和科学,仍然光彩夺目……催人猛进!他们对真理的热烈的追求,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兴趣和对旧事物旧势力的深刻的憎恶,仍然值得后人学习。”党史专家冯建辉在《建党初期的陈独秀》一文中也指出:“陈独秀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总书记绝不是偶然的。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做了很大的贡献。那种认为陈独秀一贯错误,靠名声欺骗群众才当上总书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陈独秀,毛主席深情地说: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经过陈独秀研究会和众多学者的长期广泛的宣传,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中共主要创始人的观点逐步被各界人士所接受,并且反映到中共党史最权威部门编写的中共党史范本中,即分别由1991年和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简史》,也反映到各种文艺和影视作品中,如1991年的电影《开天辟地》、2001年的电视剧《日出东方》。
【关于“汉奸”】
1937年末至1938年初,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机关报巴黎的《救国时报》、武汉的《解放》和《新华日报》上诬陷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侦探机关领取300元津贴的汉奸,当时就引起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拿出证据来。陈独秀也发表声明予以批驳,并准备付诸法庭。后来由于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并由徐特立出面调解,再加上战事吃紧,武汉很快失守,此事被搁置下来。但是陈独秀头上“汉奸”这顶帽子,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有一条注释还完全重复30年代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于1929年形成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
1979年、1980年,学术界在首先为陈独秀五四和建党问题上正名的同时也对“汉奸”论提出质疑。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夏立平首先在该馆主办的《党史资料研究》上发表《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一文,提出“汉奸论”不能成立,然后唐宝林等一批学者发表《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等论文,此事立即引起上层注意。1984年3月19日,一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在指示注意严肃防止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的同时,也承认“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30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奸”罪,非正式地进行了平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