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行长牵线“串钱”
今年48岁的孙洪海是广东发展银行广渠门支行行长。1987年，孙洪海大专毕业后到人民银行工作，一干就是10年。1997年，他投身广东发展银行。在此期间，孙洪海凭借自身努力自学完本科、研究生的课程。孙洪海也从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晋升到了现在行长的职位。
在银行工作过程中，孙洪海接触到不少客户。一次，孙洪海经过银行客户经理引荐认识了一位大客户杨斌（化名）。2011年4月，杨斌找到孙洪海，让他帮忙“串”400万元的现金。广东发展银行不能办理这项业务。对于大客户的请求，孙洪海不好直接推辞，就答应帮忙问问。
由此一来，孙洪海想到自己做钱币生意的另一位客户，他赶紧打电话询问对方能否帮上忙。果不其然，这位客户认识“串支票”的人，答复称可以为杨斌套现，但需要收取1‰的手续费。孙洪海把这个好消息回复给杨斌，并将这位客户提供的账号通过手机转发给了杨斌。随后，杨斌在广东发展银行办理了电汇。
孙洪海当时在银行分行开会，他让杨斌将回钱私人账号以短信方式发给他，他再转发给做钱币生意的那位客户。在短时间内，杨斌成功串得现金400万元。事后得知，这笔钱是通过黄凯和另一被告人套现的。对于此事，孙洪海解释说，他知道银行不能办理“串支票”的业务，银行也不许可公款私存，但他并不清楚套现的行为是违法行为。
法庭庭审结束后，孙洪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帮客户的忙。他在银行业工作了25年，一直勤勤恳恳。作为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法庭上受审，对他个人名誉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起案件中，除孙洪海之外，还有来自华夏银行、交通银行、大连银行北京分行、民生银行的4名银行职员受审。像黄凯这样的大额客户长期在银行办理资金存取业务，银行职员自然会留意这些人，希望他们办理更多的业务。一来二去，双方就了解各自所需。其他客户有套现的要求时，银行职员就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联系黄凯这样的“庄主”帮忙套现。在串钱的过程中，银行职员虽未从中收取手续费，但各家银行都有存款业务考核指标，而客户套现后必然会经银行存取钱，银行职员便可从中完成考核任务。
在黄凯看来，“串支票”是双赢的交易，没有侵害他人的权益。而对于银行职员来讲，他们只是帮忙，为的是完成业务考核指标。在公众的潜意识里，往往认为这种行为并不触及刑律。
2.地下钱庄为谁存在
1000余张转账支票，5亿元非法套取的现金，京城首起特大地下钱庄案令人唏嘘。
据办案人员分析，实际涉案金额远不止5亿元――这个数字是有完整证据链确认的账目，“实际交易额至少要有几十亿元”。
可以想象，这几十亿元人民币的背后是胃口多么庞大的现金需求方。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地下钱庄庄主的“客户”到底是哪些人？他们又是怎么敲开了地下钱庄的大门呢？
建筑企业：发放工资雾里看花
在采访中，本刊记者发现，有据可查的73家地下钱庄客户中，一成以上为建筑行业的企业。他们用转账支票串现金的用途，如出一辙地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
成立于1995年、连续6年荣获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称号的某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其作为一家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工程项目较多，每日资金往来巨大，大量的农民工需要现金作为劳务报酬；然而，该企业的基本户工商银行亚运村支行营业部每天只能满足他们5万元的现金需求。所以，该公司在万般无奈之下才寻找现金兑换。
高某为北京某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2011年1月28日，他从公司领取了3张转账支票共计1068万元，以3‰的手续费找地下钱庄的“庄主”兑换了现金，用于民工工资发放。“因为年底银行兑现来不及，工人回家心切，情绪不稳定，我担心工人闹事，给公司带来不好影响。”高某解释说。
除了以上两家企业外，北京某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等几家建筑行业的企业单位均承认自己为了给工人发放工资而找地下钱庄兑换过百万元以上的现金。
据一位财务专业人士分析，建筑行业企业频频走向地下钱庄，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他们雇佣的工人大多是临时工，只能通过现金支付；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也不乏避税甚至逃税的嫌疑，当然，这需要税务机关彻查他们财务情况才能得出最终结论。
其中一家已被检方确认为逃税的企业叫安徽某建筑安装劳务公司，该公司下属31个包工队，大概1.4万人，在北京、河北、山东、天津、内蒙古多地开展建筑劳务业务。
2009年7月至2011年4月，为规避纳税，安徽某建筑安装劳务公司将工人工资以转账支票方式支付给包工头。包工头联系到中间人，通过地下钱庄“串现”后给工人发放工资。“2009年7月至2011年4月，我公司因为要付给公司下属的包工队民工工资，开出了总共212笔、共计1.1363亿元的工资款。这些工资款都是用我公司的账号开出的支票，分次交给公司下属包工队的工头，由各包工头发给每个包工队的民工。”在一份该企业送交法院的情况说明中这样写道。
据了解，因为高达1亿余元的涉案金额，安徽某建筑安装劳务公司成为本起案件中涉案数额最多的地下钱庄客户。
“正常情况下，只有公司缴纳相应税费后，银行才会将工人工资进行私户转账或支付现金。国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监督劳务公司是否拖欠农民工工资。可是，地下钱庄变现就可以让劳务公司脱离国家监管。”一位金融专业人士如此分析。
旅游行业：灰色收入亟待漂白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涉及北京著名中药老店同仁堂。据办案人员介绍，2009年7月至2010年11月期间，北京同仁堂某药店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向地下钱庄北京账户汇款共计93笔，达3600余万元。
针对此事，北京同仁堂某药店有限公司负责处理协调旅行团事务的小项表示，“这是我们药店支付给旅行团的咨询费用。领取支票的导游并不固定，都是境外旅行团联系的导游”。换句话说，这93笔支票全部是用于支付给境外旅行团的购物提成费用。对于涉案，小项觉得有些委屈：“导游拿我们的支票换现金这事跟我和我们药店没关系，我没有指使他们，我只是用支票给他们把钱结了，导游拿到支票怎么处理，谁让他们换现金的、他们怎么换的，我都不清楚。”
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些钱支付给领队和导游呢？
“这是旅行团的潜规则，如果我们不给，他们就不向客人推荐我们的产品。”在办案人员的调查询问中，小项道出了具体的操作细节，“每次境外旅行团到北京后，导游就给我打电话，将境外客人需要购买的同仁堂养生保健品数量、种类告诉我，我把保健品底价告诉导游。然后，我把导游告诉我的保健品带到指定的酒店、停车场、餐厅等地点，把保健品卖给游客。当时，游客就通过信用卡刷卡方式支付（我们有自己的POS机）保健品费用。我再按照当时卖出的保健品数量、价格扣除我们的钱（按底价算），多出来的金额通知我们的财务开出支票，我再把支票转交给导游。导游在底价的基础上加价卖给游客，加多少钱，都是他自己定。”
王某达是一位24岁的英语国际团导游，涉案后，她也不谋而合地爆出了旅游行业的潜规则。据其介绍，导游这种职业没有单位发工资，只能靠接旅行团收取报酬。国外的旅行团的领队会跟她联系，找她做他们在北京旅行时的翻译。有的团员需要购买同仁堂药店的药品，她就会和小项联系。
“按照行业规则，旅行团团员消费之后，药店需要支付给我们一定的咨询费用，每次都是小项开出的空头支票交给我，我再联系地下钱庄兑换现金。事后，我会将现金全部交给领队，领队再给我返一部分小费，一般给我五六千元。”王某达说。这些领队都是旅行团的本国人，有伊朗、以色列、埃及、塞浦路斯等国，主要是一些西亚国家。
“是领队让我兑换现金的，因为药店支付的支票他们拿回他们国家去没法儿用，只能换成现金带回去。”王某达如此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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