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乡村破庙里上小学四年级时,正值“文革”末期,眼镜片比浆糊瓶底厚的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说,晚清有个大卖国贼李鸿章,外号叫“李混账”,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我和小朋友们都恨上了李老汉。1988年,我在西北大学读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历数李鸿章的“卖国”史,当时,我很纳闷,慈禧太后是当家人,同光二帝是名誉“一把手”,下边还有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六王爷、七王爷,李鸿章最多是分管外交外事外资朝政的“五把手”,如果按爵位排序,前面还有几尊位高权重、地位显赫的满蒙亲王郡王,李鸿章恐怕连“十把手”都排不上,签不平等条约时的职位相当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行政常识告诉我,李鸿章有什么权力随便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即使真的“卖国”,他也不应该是丧权辱国“第一责任人”。后来,读的历史书多了,走进历史的深处才明白,“弱国无外交”,愚昧无知,刚愎自用的满蒙亲贵连“卖国”的差使都办不了,满朝衮衮诸公,只有李鸿章懂外交,善斡旋,善于“与列强打痞子腔”(曾国藩讥讽语)。老资格重臣刚毅之流只能说大话,办不了大事,清流领袖翁同龢等辈书生气太重,不识时务,好人办不了难事硬事。在积贫积弱的条件下,熟悉内政外交的李鸿章努力运用老辣的政治智慧,玩“洋毛子”于股掌之间,善于少赔款,多办事,坚持能赔款不割地,能割半岛,最好不割让海岛的原则,尽量减少损失。
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使,受屈辱,趟混水,涉险滩,挨谩骂,当替罪羊,并替太后一党背历史黑锅的烂差使。从能力上看,让满蒙亲贵卖国都卖不出好价钱,无德无能无知,只会说正确的废话,以及百无一用的大话套话假话,里外不是人的差使都委派李鸿章出马。因此,在外交领域,李鸿章为满亲王朝背完了所有外交黑锅,堪称中国历史上背黑锅冠军,背黑锅受的委屈比窦娥还冤!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四大领袖人物中办实事最多的人,他主办的洋务中有500多个中国第一,200多个亚洲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电力、电讯、邮政、金融、外贸、铁路、航运、冶金、造船、教育、翻译、出版、海军、兵器等多项事业的开山鼻祖,培养的高级人才车载斗量。“中国威胁论”的首唱者是日本人,而日本人的危机感来自李鸿章后半生的赫赫政绩。由于皇权专制体制的“瓶颈效应”,由于洋务事业“官办、官督商办”的“国有制”机制制约,由于权贵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对民办商业产权的侵害,由于科学技术和教育不发达,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为此,李鸿章也饱受诟病。
在军事方面,李鸿章明知不可为而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战和交替,自办军工,自筹经费,自练军队为朝廷作战。但是,上层支持不够,中层执行不力,下层软弱涣散,扛洋枪的土包子士兵射击不瞄准,持大刀长矛的士兵一看见洋鬼子就跑,军队毫无战斗力,李鸿章为此落下指挥不力,“劳师靡饷”的恶名。
曾国藩门生如云,他最欣赏的弟子仅有两个,一个是准确预言“大清不出五十年必亡”,明知不可为则不为,精通帝王学,潜心治学,乱世坚决不做官的赵烈文,二是逆流而上,“一心一意把官做大”(曾国藩语)的李鸿章。李鸿章升官的“诀窍”有二,一是做事,勇于担当,急难险重齐上,二是做人,主要手段是给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和上层满蒙亲贵大肆行贿。不说平常,不算特别采购赠送的“洋玩艺”(进口奢侈品),李鸿章每年春节给上层权贵上的“例钱”(拜年)多达二百万两白银。无论公私,李鸿章是晚清官场的“买单”冠军,行贿大户,否则,无法做事,更无法自保。李鸿章进士出身,饱读诗书,深知圣人教诲,知道礼义廉耻,身处污泥,不得已而为之,势利恶名由此而来。
晚清官场肮脏不堪,如同没人打扫的公共厕所,谁呆的时间越长,谁沾染的臭味越浓,谁被苍蝇袭击的次数就越多。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李鸿章是个实事求是,勇于面对现实的人,他知道自己做不了圣人,也不想做圣人。以“裱糊匠”自嘲的李鸿章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卖命到死,他遭遇的麻烦、非议和恶评最多,毫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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